程千帆的诗句 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

摘要: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程千帆先生在思想和学习方面关心研究生的事例,同时介绍了程先生在治学方法方面对学生的教诲,以及他以教学为重,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做法。

关键词:程千帆;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徐有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210093。

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砺锋、张三夕和我第一次叩开了程千帆先生的家门,望着满头银发的程先生不禁肃然起敬,从此我们便踏上了艰辛而又快乐的求学之路。现就程先生如何指导研究生的问题谈点体会。

一、思想、学习、生活都管

在我们与程先生初次见面时,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次日,在中文系研究生师生座谈会上,除八字箴言外,程先生还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

程先生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自己出版的书,总是送我们每人一本,在送给我的《史通笺记》上还特地钤了一枚闲章,印文曰:“肴殳灾梨枣亦英雄”。因为过去的书板都用梨木、枣木等坚硬的木料刻成,出版一部书等于要使许多梨树、枣树遭殃,所以“肴殳灾梨枣”也就是著书立说的意思。

此印反映了程先生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所以我很珍惜。后来这本书被一位朋友借去了,较长时间未还。同样的书倒容易找到,但是书上的这枚印章却不易得。

于是,我便拿上另一本书请程先生再为我钤上这枚印章,谁知先生竟以此印相赠。我哪里敢要!先生说:“我年轻时气盛,现在再不会用此印了。”我想先生治学已入化境,自然虚怀若谷,而我还在蹒跚学步,岂能拒绝先生的教诲,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枚印章。

此外,程先生还爱将所藏复本图书送给学生,我有一本《王利器论学杂著》,扉页上写着“千帆先生 正”,落款为“九四年国际儿童节,北京”,还钤有“书为晓者传”、“一千万字富翁”、“利器持赠”等三方印章,显然是该书作者王利器先生送给程先生的。

程先生便将该书送给了我,所以扉页上还写着“转赠有富贤弟”,落款为“千帆”。睹此,感到前辈学者的流风逸韵,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

研究生读书当然主要靠图书馆,程先生甚至连我们的借书问题都考虑到了,还专门同系资料室与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协商过。例如他在给我的一个条子中写道:“我已代你们在大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每人可借十册。

……”除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外,一些常用的书得靠自己买,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我虽然带薪读书,一个月的工资就四十几块钱,还需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一个人在南京,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钱,要买书就得靠省吃俭用了。

记得因为写毕业论文《唐诗中的妇女形象》,需要买一套《全唐诗》,我问营业员这套书的价钱,他满不情愿地说:“39!”言下之意是:“你买不起,问也是白问。”而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的,真的买了,弄得那位营业员有点不好意思。

从这件生活小事可见我们当时的购书能力是多么低。而且当时学术著作出得很少,也不易买到,所以程先生特地为我们代买了《文选》、《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新英汉词典》等不少书,还借给我们一百元钱作为买书的周转金,他甚至连包书皮的纸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最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的还是每周一次与程先生海阔天空的闲谈。程先生曾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学问是在喝咖啡中得来的,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每次闲谈都由程先生主讲,名人逸事、治学方法是经常涉及到的内容,比如刘永济先生每天起得很早,大声朗诵《十三经》等书;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徒步跑南京图书馆,风雨无阻;他和孙望先生得到刘国钧馆长的特许,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站着看书,抄资料;他说写论文要言必有据,好比盖房子块块砖头要落实;他说分析的语言要注意其不可移动性。

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程先生还组织我们到栖霞山、白鹭洲公园等处游玩。游玩时也连带着谈诗说文。譬如我们在游栖霞山时,看到石缝里长出来的植物都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程先生立刻联想起苏东坡的几句诗,一是《栖贤三峡桥》中的“清寒入山谷,草木尽坚瘦”,一是《百步洪二首》之二中的“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

并且指出这些诗都是对生活仔细观察与深刻体验的结果。说老实话,过去我没读过这几句诗,经先生这么一说,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程先生还一再强调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一定要练习写写诗,我交上去的作业是一组新诗,后来他在上课时曾提到从事文学研究应当有创作经验,练习写新诗、绘画也行。我们的文学修养正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

毕业前,先生还专门给我们讲过《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法嗣》中的一个故事。德山宣鉴禅师去拜访龙潭信禅师,德山在法堂上见到龙潭后说:“我一直向往龙潭,但是来了以后既没有见到龙,又没有见到潭。”龙潭欠身说:“您已经亲到龙潭了。

”德山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暂时住了下来。一天晚上,德山站在龙潭信禅师身旁。龙潭信禅师说:“时间不早了,您为什么还不走呢?”德山刚出门便回头说:“外面很黑。”龙潭信禅师点上蜡烛交给德山,德山正要接,龙潭信禅师又将蜡烛吹灭了。德山大悟,便倒身礼拜龙潭信禅师。德山悟到了什么,不得而知,我听了这个故事,感到先生的用意是告诉我们做学问光靠导师指引不行,还要靠自己去摸索、去实践。

由于我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一直都受到程先生的关心,先是协助程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先生又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这项工作先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当然会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在此期间,我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由于我水平有限,希望程先生挂帅,由我来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程先生坚决不同意,后来这本书的署名为“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阅”。

程先生在校阅时花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这次他在书稿上所作的批改,没有像过去那样用红墨水笔,而是用铅笔。

于细微处见精神,我知道先生是希望我独立负责一项比较大的科研工作,培养我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程先生对我的科研工作始终关心,听说我在写《郑樵评传》,特地将吴怀祺教授校补的《郑樵文集》转赠给我,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听说我在写《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又特地为我开列一些学术范文目录;在翻阅了我的讲稿后,还对我的稿子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完成此书的写作任务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二、注意传授治学方法

程先生指导研究生非常注意传授治学方法,为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先生除开设“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并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讨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门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作业就是让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

为了让我们进步快一点,他还专门为我们列了一个专业文献选读书目。有位学生问他:“假如您现在年轻二三十岁或更多,您将如何着手?”他回答道:“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首先注意从目录学入门。

”由于程先生是一位目录学家,早在1939年就出版过《目录学丛考》,所以特别重视目录学,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目录学教育与训练,使我们大开眼界,少走了不少弯路。

早在1979年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先生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教我们写读书笔记,并专门谈了治学方法问题。先生不仅言传身教,而且还严格检查。我这里还保存着先生自己写的一本读书笔记,工笔楷书,抄的是普暄所撰《误书百例》,题下注曰:“原载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学院期刊第三卷第一期”。

笔记一字不苟,令人赏心悦目,卷端还钤有“程千帆印”以示珍重。他也用这样的要求来批改我们的读书笔记,将错字、不规范的简化字,甚至行书字、草书字都一一标了出来。

为了弥补我们史学知识之不足,先生还特地让我们通读《史通》、《旧唐书》以及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并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

在批改中有什么看法,他也随手批在我们的笔记中,譬如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谈到“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先生批曰:“古代成文之史料,广狭之义盖有以时递更者,未可执而不化,如今日读《史记》,或以史料视之。

”我在笔记中还摘录了金毓黼的一段话:“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先生在这段话的后面共画了四个圈,表示赞赏。程先生看完了我的读书笔记,还特地用朱笔批上 “阅,80.2.13.”。凡此都告诉我们读书写笔记既要认真,又要思考。

到写论文的时候,程先生专门给我们一份《习作论文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用来参考。对我们的论文程先生当然更是精批细改,使我们终身受益。例如我在论文中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程先生批曰:“此处应用《汉书》,凡是史料相同的,应尽量用最原始的,原始资料有不足处,则以后者补充或纠正之。

”他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但是如果我们的作业写得还可以,他也乐意推荐发表。譬如我写过一篇《简谈宋诗中的议论》,他先是让我在系里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后来又将这篇习作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

论文发表后,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在1981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这对一位在校研究生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鼓励。

毕业留校任教多年后,我自己也成了博士生导师,在如何指导研究生方面也不断获得过程先生的帮助。1999年11月31日上午,我和三位博士生拜访了程先生。由于我们在去之前早已同先生约好了,先生显然做了准备,所以一见到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治学方法。

他说:“要学好文学,一方面要注重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

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不了解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那你也就不易理解其作品。读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想些什么。……学文学的人,自己应当能够写作品,如果完全不写,就会对文学作品不亲。

……攻读博士学位要选一个很好的题目,我在南大指导十位博士生,他们的毕业论文基本上已经出版了。……尽可能求博,尽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程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也为我们读书指明了方向。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论文选题,因此,我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有好几部已经出版了。

三、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高校对老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老师们往往都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先生却一再强调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这一观点和他的教学经验,实在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

除指导我们阅读、撰写论文外,程先生还亲自为我们上“校雠学”、“史通”、“杜诗”、“古诗选讲”等课程。其中“古诗选讲”,我们听过好几个学期,所以听课笔记中还有“历代诗选”等不同的课程名称。现将“历代诗选”听课笔记中开头的一段话抄录如下:“二十多年没有上课,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天要丑话讲在前面。

‘历代诗选’选讲汉至宋代的五、七言诗。学生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

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汉时司马相如说读了一千篇赋,就学会了写赋。三国时的学者董遇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八个字。”我想这段话给每个听课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先生上课是一件快乐的事,即使像“校雠学”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先生也有办法上得生动活泼,以至于系内系外、校内校外来旁听的人很多。至今我还记得先生上课时说过的一段小插曲。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

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师娘想将钱给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给王四嫂,非问个明白不可。

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现象。程先生的一个老学生曾探讨过程先生的教学经验,现录之如下: “特别使学生们佩服的是,他讲一篇作品,总要连及许多诗作,他都随口而出,背诵如流。

每一堂课又总会有一两个精彩的例子,引得满堂哗然。后来慢慢的熟了,我问先生:‘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作品,都背得那么流畅?’程先生说:‘先生差矣!

’我立即纠正:‘是学生差矣。’他笑了,说‘那是一样的。’然后他解释,谁也背不下那么多作品;再说,即使背得下来,也不能绝对自信,说不定就记错了。‘那秘密非常简单’,他说,‘我备了课。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上就会应付裕如了。’他还说,每堂课都要准备好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

程先生培养学生的经验之一就是友善地施加压力,交给他们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我读研究生毕业后不久,程先生就让我给中文系研究生上“校雠学”课程了,后来他还推荐我给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上“版本学”课程,还有好几位教师也旁听这门课。

正因为有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在讲台上出洋相,我才继续认真地学习了校雠学知识。我感到教一门课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最好方法。程先生于1985年12月1日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提到过这件事:“徐有富同志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本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

年过七十的我,体力就衰,对于校雠之学已经力不从心,难以有所贡献,现在有富同志能够钻研,总算是薪尽火传,这也使我稍为减轻了未能发扬光大刘、汪两位老师学术的内疚。”程先生和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一百四十万字的《校雠广义》。这部书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等奖励。

程先生对学生是始终关注的。记得2000年3月初,我受学校派遣赴韩国讲学前,程先生还特意为我饯行,想不到这次小聚竟成了永别。4月16日,程先生还亲笔给我写过一封信,其字迹如松枝竹节般苍劲有力,而行文一如既往地睿智、俏皮,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现将信的最后一部分恭录于后:“我的文集由伯伟、砺锋处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切顺利,大约今年可出。《中华大典·唐五代分典》今年可出。五月份要开魏晋南北朝及理论分典审稿会。

武汉大学吴志达所主编的明清分典亦在准备中,如顺利,2003年可以出齐。此亦弟之所愿闻也。我身体不好,幸眠食尚可耳。近以《唐宋诗名篇》一书分赠诸弟子女,见徐阳甚温厚有礼,为之一喜。客中望保重。我90生日,诸君想出一论文集作为纪念,但未成议。

今年弟千万不可为我生日归国,至要。即颂著安。”想不到这竟是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先生6月3日不幸去世,一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念念不忘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子女。

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伤。记得出版《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程先生因病住在省人民医院,我特地将文稿拿去给先生修改,先生不但没有责备我,相反还感到很高兴。现在写文章,再想请先生修改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当时在异国他乡,无缘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因此,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先生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