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结发妻子王泉媛的传奇人生
王泉媛这个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了。难怪,她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荣誉的花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周围人看到的是现在的她:一个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和善、慈祥、儿孙绕膝、安度晚年的老人。其实,人们不应该忘记她,她生命里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她曾和邓颖超、曾志、蔡畅、金维映一起走过长征路,她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她曾是王首道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失散,60年后再重逢;
她曾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一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她的一生写满传奇。
暴动,走进革命队伍
1913年,王泉媛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姓欧阳,名泉媛。11岁那年,生活所迫,欧阳泉媛被送到村里一户姓王的人家当了童养媳,妻从夫姓,从此改名王泉媛。
16岁那年,家乡敖城骤然刮起了一场革命风暴,一夜之间,城里来了一群带枪的人。经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阵惶恐之后,惊奇地发现这群带枪的人专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杀富济贫。王泉媛真切地看到了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她相信这支队伍,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名参加红军。
1934年,经尹仁贵介绍,21岁的王泉媛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党。当年,她被调到县里任妇女部长,次年,调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工作。
1934年元旦甫过,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结束后,王泉媛接到通知,调她到马列主义党校高级班学习。前来迎接她的是董必武校长。令她尴尬和不安的是,在新生报名处,她竟然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董校长问。
“王泉媛。”
董校长写了“王泉媛”三个大字送到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这就是你的名字,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马列主义党校的第一批学员,不但要学军事、学理论还要学文化。”董必武校长是她参加革命后第一个启蒙老师,董老当年的教诲她至今铭记在心。
王泉媛本来就聪慧,又勤学好问,毕业时,《苏维埃政府建设》一书她能全文背诵,在一百多名女学员中她出人意料地考了一个“女状元”。
出发,从瑞金踏上长征路
马列党校毕业后,王泉媛进入少工中央任青妇干事,并出色完成中央扩大红军队伍的“扩红”部署,紧接着一纸调令又回到瑞金。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王泉媛被分到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
长征,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它是何等的艰辛!
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白天打仗,晚上行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有人倒下了,擦干烈士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行。
一天晚上,部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担架队一名轿夫的腿被打伤,王泉媛给他包扎后,接过他身上的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行。
又是一夜的急行军,天亮之际,王泉媛发现自己带领的担架队在大山里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山高、涧深、林密,现在身处何方,队伍在哪里?继续往前走,不明方向;停下来,弹尽粮绝,无异于等死。就在这无助的当口,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
王泉媛突然看到了希望之光,对身边的一位担架队员说:“加把劲儿,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担架队员们冒死冲向炮火硝烟的战场时,走在她身后的一位担架队员发出一声惊呼“泉媛姐,血……你负伤了,你身上在流血!”王泉媛知道自己的“伤”在哪里,是来了例假。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她没有放下肩上的担架,一任鲜血顺着裤管流淌。
人有钢铁之志,却是血肉之躯,筋疲力尽的王泉媛终于支撑不住了,晕倒在地。
天无绝人之路,王泉媛遇到了回来寻找掉队同志的政委何长工。在何政委的带领下,王泉媛和她的担架队翻过一座大山,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失散的妇女工作团。
1935年新年的钟声迎接红军来到边陲古城遵义。党中央作出部署,在积极筹备“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临时抽调上来。
地方工作团虽然是临时组织,可这里的大部分成员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畅和金维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调到一起工作,真的是缘分。
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唤作阿金姐的金维映突然来到王泉媛的住处,随同一起来的是蔡畅大姐。“泉妹子,这些天看你眼睛红红的,好像是有心事,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两位大姐说明来意。
王泉媛给两位大姐讲了自己苦难的身世,童养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话到伤心处,两位大姐陪她一起流泪。
“泉妹子,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给你的枷锁,丈夫死了,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蔡畅大姐语重心长地开导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首道。”
王首道和王泉媛结婚了。新婚之夜,王首道和王泉媛不近不远地坐着,一直保持着“理智”的距离。王首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物什,一层层地打开,原来是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
“喜欢吗?送你的。”王首道来到王泉媛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那张漂亮的脸问。
“谢谢首长!”王泉媛受宠若惊。
“能不能改个称呼啊,咱们已经是夫妻了,这样叫起来多别扭啊。”
“怎么个改法啊,我还没有想过,听你的。”
“我也没有想好,随你的便吧,只要不叫首长就行了。”
“是,首长。”
“这把小手枪是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还有八发子弹,就算是我们的定情物吧。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想来你一定喜欢,就收下吧。”
“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王泉媛含情脉脉地表达了心意。
“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
情未尽,夜未央,军号已吹响,部队要出发。
王泉媛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眼眶。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多保重!”
半年后的一天,王泉媛随卫生部来到两河口,部队刚刚安营扎寨,通讯员来了,任务是接王泉媛到首长的住地见个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首道早早地站在自己居住的木楼前迎候,见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向木楼走来,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将日思夜想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见亦难,别亦难。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卫生部驻地。
行军路上,两个人虽然能时常碰面,却无法同居。翻过大雪山后,前面是连绵不绝的草地,王首道跟随大部队走了,这一次是长久的别离。
失散:祁连山的枪声
1936年6月,红军第二、六军团两万余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路线,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时年8月,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组建,王泉媛任团长,政委是吴富莲,全团1300多名女战士。
时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9军、30军和妇女先锋团陷入重围,为了冲出重围,妇女先锋团担起重任,担起阻击马家军装备精良骑兵师的重任。
那一仗打得残酷。开战不到一小时,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光了,连身边可以用作武器的石头也扔光了。蝗虫般的马家军骑兵黑压压地向我方阵地扑来,弹尽粮绝的妇女先锋团陷入绝境。
再也无法抵抗了,妇女先锋团旗倒人散,全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师长马步青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
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
做敌人的姨太太,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最大侮辱,王泉媛死也不能接受。威逼、利诱,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断地与敌人巧妙地周旋。“嫁给你可以,可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马进昌见王泉媛低头就范,自鸣得意。“说吧,你有什么要求?”
“我手下有个叫王秀英的女兵,是我的贴身人,把她给我找来做丫头。”
王秀英是个不到15岁的女孩,听说被俘后被马匪的勤务兵强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能把她找到身边来,保护她不再受伤害,眼下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马进昌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来送到王泉媛面前。“你提出的条件满足你了,明天成婚!”马进昌下了逼婚令。
王泉媛再也没有退路了。那晚,当那个带着满身酒气的魔鬼向她扑来的时候,她用尽全身力气,猛的一脚朝那个男人的裆部踢去,那一脚踢了个正着,王泉媛推窗从土楼上跳了下去……最终,在王秀英的帮助下,她们一起逃了出来。
一路女扮男装,闯过数不尽的关卡,最后找到了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王泉媛带着一颗疲惫的心敲开了“八办”的大门,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历经磨难痴心寻找组织的经历,然而她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以内的留下,两年以内的审查,三年以上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三年。这位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从没流过眼泪的女中豪杰,却在自家的大门口伤心痛哭了一场。
重聚:六十年后的相逢
1982年夏天,在康克清、蔡畅等几位红军老大姐的帮助下,蒙受了半个多世纪冤屈的王泉媛终于恢复了党籍和红军身份。
1995年,王泉媛应全国妇联邀请来北京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准备离京时,她接到通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在京和她会面。那天,她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金秋的北京,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北京某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祥和而又安静。一位老人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略显焦急地朝外张望着。他就是王首道。
“首道,我来看你来了!”王泉媛笑着走了进来,眼里闪动着泪花。
两位老人颤抖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啊。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的等待太久太久,六十年的风雨太多太多。
王泉媛从手提的纸袋里拿出那双千层底布鞋,虔诚地捧到王首道面前,喃喃地说:“六十年了,我说的话终于兑现了!”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站在他们身边的女儿王维斌为两位老人拍下了这张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