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耿彦波:有市民请愿主政 也有人称"耿拆拆"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曾经的大同“拆迁市长”,再到时下备受舆论关注的太原市长,耿彦波始终个性鲜明。

    瘦黑脸,大耳垂,单眼皮,小眼睛,56岁的年龄以及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压力,都显现在耿彦波眼袋和鼻翼两侧沟壑的阴影中。

    他低调不起来。

    尽管已经就任太原市长1年又9个月,一些大同市民仍在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前任大同市长的不舍,或者愤怒。

    此前,澎湃新闻曾独家报道,10月18日,时任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落马3天后,大同近千名市民在和阳门广场聚集请愿--希望耿重回大同担任市委书记。

    这一次请愿活动使得耿彦波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上一次规模更大的聚集发生在2013年2月,耿赴太原任职的调令曝光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从2013年2月12日开始,持续近一周,其中不乏大同市民下跪、打横幅、喊口号等举动。

    另一方面,因耿主导的拆迁而利益受损的一些大同人,仍在持续不断地举报和上访。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曾经的大同“拆迁市长”,再到时下备受舆论关注的太原市长,耿彦波始终个性鲜明。

    不管他愿不愿意,争议,已经是耿彦波始终无法避开的一个词语。而从现在到未来数年,他也会成为学术界媒体界探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一个样本。

    面临考验的城建哲学

    在太原邂逅耿彦波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一米七几的瘦高个,踩着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大多数时间都在工地视察,率领几十号人现场办公--多年来,耿彦波被塑造的形象始终如此。

    “城建市长”是外界送给他的一个相对中性称谓。

    去年一年,耿彦波“战绩”辉煌:太原市新修改造并州路、府东府西街等城市主次干道105条,轨道交通2号线试验段开工。今年太原城建的框架则是投资170亿元,改造长治路、南沙河路、迎宾桥等多条道桥工程。

    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往年这时候已经有城建规划出台了,今年到现在还没出。”11月12日,太原市委外宣办外联处杨姓处长开玩笑地说,“有人说耿市长伤心了。”

    因为拆迁安置和补偿的问题,民间对耿彦波的投诉和举报从未间断。“耿拆拆”和“耿一指”是他收到的带有批评意味的评价。

    “耿一指”的意思是说耿彦波指哪儿拆哪儿。

    9月1日履新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将自己的调研第二站留给了太原。

    10月12日,在太原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王儒林严肃批评太原的城建工作,比如规划起点不高,而且有规划也成了墙上挂挂,比如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等。王儒林的话说得很重。

    整整一个月之后,11月12日,新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在城建工作专题会上强调,要按照王儒林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突出重点、解决急需,既重'面子'、更要'里子',地上地下并重,建设管理并举”。

    在当晚太原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画面中,耿彦波没有发言,脸上似乎看不出任何表情。

    “多留遗产,少留遗憾。”“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从晋中榆次,到太原,再到大同,耿彦波时常如此勉励自己和身边人。

    然而,以城建擅长的耿彦波目前不得不放缓甚至停下脚步,他的城建哲学面临着考验。

    未完成的名城计划

    此前,耿彦波的仕途还算顺遂。

    1958年11月,耿彦波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

    耿父虽然当过村支书,但始终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强、勤劳、能吃苦这些特点,就像和顺口音一样,从那时起就烙刻在耿彦波的身上。

    18岁那年,耿彦波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和顺县委通讯组担任干事。

    但他并不打算在县里一直呆下去。在职修完大专后,他被调入晋中地区工作,先后在晋中地区团委、对台办担任干事。

    1983年,25岁的耿彦波再次试图通过努力得到提升自我的机会,他参加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干修班选拔考试。

    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委组织部专门在山西大学设立了干修班,培养在职干部。耿彦波当年的一位同窗对澎湃新闻回忆,1983年全省约有300人参加考试,按照考分选拔50名学生,耿是第二名。

    两年后,耿彦波带着两年学习所得重返晋中。他从地委办公室副科长一直干到副主任,主要的工作是为领导写材料。

    终于,这位山西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有了用武之地。

    1993年4月,耿彦波被任命为晋中市灵石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出任灵石县长。2000年3月,耿成为榆次区委书记。

    2004年2月,耿彦波短暂离开地方,出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经过在灵石和榆次的历练,耿彦波履历上凭添了几分基层历练的经验,对于城建工作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经验。2006年6月,当他被任命为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主管城建等工作时,他曾对自己寄予厚望。

    “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其时,耿彦波信心十足地提出太原要“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

    按照他的设想,2008年太原还要“大干”,城建总投入将达200个亿。

    然而,在太原任职还不满两年,2008年2月,耿彦波接到一纸调令,出任大同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上任前,他向山西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在大同的5年,耿彦波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大兴土木,并一举斩获了媒体赋予的“拆迁市长”标签,成为国内知名度甚高的“争议官员”。

    2013年2月,撂下了大同的一堆未完成工程,耿被调回太原,随后出任太原市长。

    被称“王牌景点的缔造者”

    “是个能干事的人。”

    无论是与耿彦波相熟的人,还是从未与之谋面的普通市民,都对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主政一方时,耿彦波确实做了不少民生工程,这也为他俘获了一大批民心。

    在晋中市榆次区,不少市民至今仍在津津乐道耿彦波“八路九区”的建设规划,拓宽迎宾路、榆太路,新建工业园区、榆次文化中心、榆次二中、榆次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等工程受到了诸多好评。

    在大同,人们说得最多的是耿彦波拆掉小锅炉、集中供热,改善城市环境和交通的举措。

    在太原,行走在东中环、南中环、长风街高架桥上的出租车司机,总免不了要夸起耿彦波:“这些路都是在耿市长来了之后修通的。”

    “他用5年的时间做了别人50年做的事,也用5年的时间花了别人50年花的钱。”曾在晋中与耿共事多年的程清(化名)说,耿彦波始终有一个特点,总能在自己呆过的地方留下点什么。

    在程清看来,耿彦波的政绩观很强。即便是在山西省政府任职期间,他受命改扩建了晋祠宾馆,事后多家媒体也曾引述民间评价称扩建后的晋祠宾馆“美丽精致”。

    耿“干事”的风格与一位曾经的晋中地委和太原市委主要领导十分相近,也因此得到了该领导的诸多赏识。

    “他当太原副市长,就是该领导要去的。”程清说。

    甚至在文化理念上,耿彦波也与这位领导颇多相似。后者在担任山西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期间,也曾大力推广山西传统历史文化,希冀塑造强势文化品牌。

    耿彦波则是打造古迹的“好手”。

    灵石县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原馆长侯廷亮将耿彦波形容为“王牌景点的缔造者”。在主政灵石期间,耿彦波主持了开灵石县旅游业先河的王家大院修复工程。

    事实上,国内知名的榆次老城、常家庄园、大同古城墙、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景点,都是在耿彦波的主持下开发或修缮的。

    耿彦波对传统文化的情结,让他在每个任职地都找到了充分挥洒的机会。

    履新大同不久即写下《大同赋》

    耿彦波自己曾说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的情结。

    “《易经》《四书五经》等是百读不厌。”他曾坦言自己对国学等古代经典情有独钟。

    耿彦波的一位同窗记得,他在山西大学时读书勤奋,每天都要抱着五六本书到图书馆学习。

    “他是中文系的学生,爱好传统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些优秀典籍,包括《易经》他都爱读。”大同日报社原社长李尔山向澎湃新闻回忆道。他与耿彦波亦曾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干修班的同学。

    有传闻称,耿彦波能将《论语》全篇背诵,是真是假无法证实。不过,李尔山记得,“因为热衷于儒家出世功业,(耿彦波对《论语》)读得更精当些,一度曾作为晨读。”

    工作越发繁忙后,即便早起晚归,耿彦波依然要挤出时间来阅读。

    到后来,阅读不仅是兴趣,也成了他工作的抓手。在每一次大手笔的古迹修复改造中,他始终强调,修复的依据来自于史书。

    以大同古城墙为例,耿彦波要求用古代的工艺做古代的东西,“重新建窑,重新烧砖,用白灰不用水泥”。

    平城北朝研究会会长殷宪认为,这一点十分不易。

    耿彦波也爱写诗,但由于不太懂平仄,殷宪有时会向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在灵石主政时,耿彦波曾将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取名《炼石集》。书中选编了他主政灵石期间所撰写的部分楹联、碑记和散文作品。

    任职榆次修复常家庄园时,耿彦波留下一副楹联: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

    2009年,到大同任职不久的耿彦波即写下一篇《大同赋》。这篇作品初次亮相是在大同城乡规划展览馆,之后成为当地文化标志之一。

    这篇《大同赋》也成为坊间质疑耿彦波好“作秀”的依据之一。

    2012年,大同大学书法专业师生用各种书体书写《大同赋》并举办主题展览,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出席了开展仪式。

    施工单位宁可放弃前期垫资

    耿彦波虽文气,但并不柔弱。

    在灵石任职县长时,耿彦波的执着使他得以推行王家大院的修缮计划。

    当时,耿彦波提出要修缮开发王家大院,县里的其他领导并不同意,“但耿是县长,说了算,最终还是开发了。”《小康》杂志曾如此写道。

    这与侯廷亮撰写的回忆文章大致相符。

    侯廷亮回忆:“虽然当时县财力拮据,不少人反对,但他成竹在胸,毫不犹豫,很快请来了研究人员,很快成立了修复指挥部,很快做出了修复方案。”

    为了把王家大院早日推广出去,耿彦波还不断撰写一些有关王家大院的文章在媒体上发表。每次当他外出时,都要带一大包宣传资料,亲自去发放。

    为了达成目标,耿彦波的“执着”有时就成了“霸道”。

    2008年2月,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他就下达了一条“停建令”--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所有在建项目,必须无条件停止施工。这给当地官场留下了耿彦波非常“霸道”的印象。

    太原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太原万国城小区三期内的一栋酒店,原本规划是8层,约30米高,耿彦波却要求开发商建成150米的地标性建筑。如今,这栋已经封顶的酒店“不盖也不拆,不了了之”。

    在工程建设方面,耿彦波的“霸道”更甚。

    耿彦波往往主导工程的招投标,“把价格压得很低。”殷宪说。同时,工程单位在耿彦波这边捣不了鬼。

    侯廷亮即在文章中提到,王家大院红门堡的修复工程进入高峰时,由于耿彦波外出学习,有几日未到工地,回来后发现,有两处面上的工程,没有按古制和事先要求的规格去做。

    “为此他二话没说,把工程负责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并责令全部拆除返工。类似经他审查返工的事例,在修复期间大大小小、方方面面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程清告诉澎湃新闻,耿彦波在晋中工作时期,不少工程单位为了止损,建到一半时宁可放弃前期垫付的资金而选择跑路,剩下的工程往往只好再交给其他单位负责。

    这样,耿彦波督战的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曾在工地和会场上晕倒数次

    “智慧超群,胆大包天,拼命三郎。”

    大同军分区一位退休干部对澎湃新闻如此评价耿彦波。

    耿彦波曾在大同的工地和会场上晕倒数次。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多名知情人士均提到了这一点。

    早上五点钟起床,奔赴工地,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夜里十一点多才结束工作,甚至到凌晨一两点,平均睡眠五个小时。发烧了,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工作。做完手术,医生警戒须静养二十天,他第四天就没了踪影。早餐多在路边买两根油条或者烧饼,午饭通常是一碗刀削面。

    有媒体曾以上述这段文字描述耿彦波--他“会为了工作冲刺身体的极限”。

    殷宪告诉澎湃新闻,耿彦波白天在工地,晚上还要继续开会,所有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找不到他,都在会议间隙抓着签字”。这让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据了解情况的人透露,在大同时期,有段时间,耿彦波的妻子无奈之下只得让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每个礼拜回来一天,逼着他休息。

    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子往返奔波,耿彦波这才自觉地休息。

    儿子是他的骄傲。根据程清的回忆,耿彦波的儿子当年从榆次一中保送北京邮电大学。耿也曾向媒体谈起,他的儿子学成于英国剑桥大学,如今已是一家商业银行北京某支行的负责人。

    “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时间的浪费和等待,我的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于是,耿彦波总是急匆匆的样子,在工地考察时常常将其他工作人员甩在身后。

    这样的“耿彦波速度”,也体现在他的城建工作中。

    坐落在榆次区迎宾西路上的榆次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占地110亩,建筑总面积27300亩,豪华气派,当年却是个“九无工程”。

    《黄河》杂志在一篇有关耿彦波的纪实文学中写道,按照当时的榆次财政,盖大楼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自己没钱,上边也绝不可能给一分钱。因此只能在近似于“偷偷摸摸”的心境下苦干。

    “停止、退缩,等待批驳?这不是耿彦波的性格。于是他顶着'九无工程'的帽子,慢慢地孕育着辉煌。”

    2009年9月,耿彦波亲自参与规划设计的云冈石窟大景区被曝光是未经审批、擅自施工,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重视,云冈石窟景区建设一度被强令停建拆毁。

    2011年1月5日,时任大同市长的耿彦波被国土资源部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约谈。大同市在2009年的375宗新增建设用地中,有179宗属于违法用地。

    多名下属曾代其受过

    耿彦波的积极作为,成为竖立在山西其他官员面前的一个镜照,让一些官员显得无所作为。

    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在与耿彦波共事的5年间,享受的就是这样的“待遇”。10月15日,丰落马的消息甫一传出,大同城内便传出了阵阵鞭炮声。

    两人在大同共事期间,丰立祥还曾因为耿彦波经常上“头条”而自己的新闻比较少感到恼火。为此,当地媒体特别做了调整--尽可能增加书记的内容。如果书记和市长同一天各自有活动,必须确保书记的版面。

    然而,耿彦波提出的宏大规划,没有一个能够进行到底。大刀阔斧的城建,让他主政过的城市负债累累,他的继任者都无力再有所作为。

    以榆次老城为例,老城的二期工程,在耿彦波离开十年后,依然未能完成。配套设施未能完善,招商引资也缺乏了动力。如今的榆次老城显得有些破败。

    他的做事方法也让很多官员感到不适应。

    “耿彦波做事效率很高,常常不按常规行事。比如建设工程的供电有问题,他不会按常规先找副书记,由副书记找城建局局长,城建局局长找供电公司一把手,供电公司具体负责工作的人最后去落实这件事,他常常直接找供电公司的经理,甚至是具体供电所的相关业务负责人。

”给耿彦波做过半年秘书的姬亚东曾对媒体回忆,“他还经常直接把这些相关的业务负责人聚集到一起开现场工作会议。”

    此外,耿彦波大胆甚至略带激进的做事风格,往往牵连其下属代其受过。

    2009年,云冈石窟景区因没有履行相关手续擅自施工,被国家文物局勒令停建。

    尽管最终事情得以解决,但当时包括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大同市文物局局长高东森在内的多位官员被行政警告处分。

    2011年,耿彦波被约谈后,分管国土资源的副市长郝月生则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

    程清告诉澎湃新闻,耿彦波在晋中市榆次区委工作时,几乎和每一个晋中的常委、副市长都发生过矛盾冲突,关系非常紧张。

    耿彦波曾向殷宪承认,他的脾气不好。

    2004年,在离开榆次前,耿彦波十分诚恳地谈到,“这几年,我工作比较急躁,批评同志们比较多一些,对于同志们态度不冷静,经常错误地批评同志们,伤害了不少同志。”

    但殷宪强调,耿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耿彦波曾亲自向一名小伙道歉,因为自己曾对其动过手。后来,这名小伙被提拔为大同一个重要部门的技术主管。

    对比明显的是,耿彦波留给市民的更多的都是亲民的一面。

    在大同、太原任职期间,不少市民常常能在工地上看到“灰头土脸”的耿彦波,拿着图纸,指指点点。

    殷宪回忆,有一次耿彦波在古玩店看古建构件时,一个市民突然走进来跪下,嘴里喊着“耿市长……”耿彦波的秘书正要赶人,被他一阵责骂:“你可以进来别人不可以进来吗?!”

    无法回应的“民意”

    殷宪用两个“不忍心”向澎湃新闻道出了大同多数挺耿者的心意。

    “不忍心北魏平城遗址、古城古物遭到有意无意地破坏,不忍心看着大同的人居环境日渐恶化、大同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殷宪看来,大多数大同市民都希望市委、政府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建设好。

    “耿彦波任市长后的所作所为,多数与我的这种愿望是相合相契的。”殷宪说。

    这份情感在耿彦波离别前终于爆发。

    2013年2月3日,《大同日报》头版刊登了耿彦波被山西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市委书记”考察对象的公示。

    然而,2月7日,耿彦波旋即被山西省委任命为太原市委副书记,紧跟着第二天,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耿为太原副市长,代理市长。

    耿彦波调职的消息传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在大同举行。从当年2月12日到2月17日,众多大同市民涌上街头,有人打出了“耿市长,回来”等标语。

    一位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请愿活动进行到第五天时,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深夜赶到大同传达省委指示,将这一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

    不过,质疑声也如影相随。

    一些人认为,请愿开始的时间是大年初三,在大同这样的地方,要一下子做出大量条幅、标语、照片,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还有传闻称,不少请愿的人是建筑商雇来的,因为他们担心拿不到钱,工程进行不下去。

    这一请愿活动之后,耿彦波不敢再回大同。

    “因为当时要找'非法集会'的后台到底是谁,怕被说是他在煽动。”殷宪说。

    耿彦波的行李由秘书打包后,送去了太原。这位年轻的秘书,也被他留在了太原。

    无独有偶,在其已经离开大同1年又9个月之后,另外一场请愿活动又不期而至。

    今年10月15日下午,时任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落马后,百余名大同市民在市委门口放鞭炮、拉横幅、喊口号、唱国歌,这一行为再次被公安机关定义为“非法集会”。大同官方称,3位大同市民在当天被处以行政拘留。

    10月18日上午,近千名大同市民聚集在和阳门广场,数落丰立祥的不是,希望耿彦波重回大同。当天请愿活动前后,亦有多位大同市民被行政拘留。

    耿彦波再一次被架上了舆论风暴的最中心位置,正经受更炙热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