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赵俪生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 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 '了?”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
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 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
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 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 缩,裸视力0.
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 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 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 一个样子。
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 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 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
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 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 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
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 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
与他 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 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
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 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 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 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
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 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这些“整体”的演变 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 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
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 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 “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 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 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 “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 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
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 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 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 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 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
但是, 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 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 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
他们同样抨 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 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 者手中的锐利武器。
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 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 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 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 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
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 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赵先生是“亚细亚方式”之说在中国的热情弘扬者,这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潜在因素
偏偏赵先生这个“不识时务”的天真左派很执著于这个理论,在1949年后的几次讨论中他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最热情的弘扬者(甚至不用说“之 一”)。早在我尚未正式成为先生弟子的研究生复试期间,他就赠给我一本日知译的早期繁体字版《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这篇关于“亚细亚方式”最详尽的叙述 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的一节,而日知译本是流传很少的非正式译本。
后来该手稿有刘潇然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的《全集》第46卷本,但在1978 年,这两个版本都尚未问世。
老实说,刚刚从大山中走出的我当时读得是一头雾水,这不仅因为该文作为手稿本身就写得艰涩,日知又只译出其中一节,没有上下文 实难理解,而且这种早年译文与后来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也有不小差异。
当时我不明白研究中国史何以要必读这样一本书,后来我渐渐理解了:当年争取自由民主的 左派青年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时读到“亚细亚方式”理论时的心态,与沙俄专制的反对派普列汉诺夫们应当说是非常相似的。
与其说他们是在对古史实证资料 (1940年代人们知道的古史资料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充分掌握后觉得与马克思的叙述恰好契合,不如说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使其在价值判断上倾向于 这种解释。
事实上,赵先生后来被打成“右派”虽另有直接原因,但从当年批判“大右派赵俪生”的文字中可见,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合时宜”的异端色 彩,也是一个潜在因素。而当时的“古史分期”讨论中,赵先生他们主张的“魏晋封建说”之所以一直不是主流并屡被压制,也并非因为此说在实证上不如正统的 “战国封建论”,而是由于此说在“古史分期”诸说中受“亚细亚方式”理论影响最大,言必称“共同体”,不如把“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当作头号“封建”标志的 郭沫若一派更合乎“时宜”罢了。
今天我们论史,早已不必纠缠于“古史分期”的意识形态外壳。而从思想史上看,走下神坛 的马克思对早期社会的看法演变也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当年把“共同体”看作“人的依附性”之源,这本是从启蒙时代继承来的自由思想所致,很难说是纯粹的史 学论断。后来马克思的变化,主要是晚年受摩尔根的影响,明确区分了“部落”与“氏族”,并放弃了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或部落的观点,转而认为“氏族解 体”产生家庭。
恩格斯完成了对人类原始状态的描述从“亚细亚专制”到“原始平等”的转变
但是这一点究竟能引申出什么,看来直到最后也并不清晰,我们只知道马克思晚年大量阅读人类学著作,试图有所总结。他死后,恩格斯根据自己对摩尔根的 理解(马克思是否同意这种理解,人们已无从判断)写成《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才完成了对人类原初状态的描述从“亚细亚专制”到“原始平等” 的变化:原来由家庭(当时人们理解的父权制家庭)-氏族(族长制宗族)-国家(专制帝国)同构的共同体观念使马克思这时设想的最早共同体虽无“私产”,但 极端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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