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冰心 张耀杰:冰心左右逢源
1928年冬天,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初,他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取道欧洲经苏联回到已经改名北平的北京。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正在兴建的燕南园60号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冰心与吴文藻组建的是一个在中国社会极其罕见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女权家庭,用她晚年写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的话说,“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抗战爆发后,冰心一家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冰心随后又带着子女迁居于郊外的呈贡县,一度担任过师范学校的义务教师。吴文藻一个人留在城里,利用英庚款为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并且担任系主任。用冰心当年写给梁实秋的私人书信中的话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
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改善。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第31卷第4号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介绍,“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
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三次会见,地点都是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又称汪山)官邸。
二、抗战期间的政学传奇
从重庆至黄山,先得坐小汽艇过长江,之后坐轿子登山,由宋美龄秘书钱用和全程陪同。“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蛮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
这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给冰心留下了美好印象:“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
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她们在一起吃了午饭,宋美龄亲自烧咖啡,请冰心吃她自己做的点心。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宋美龄正式邀请冰心到重庆工作,她认为冰心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里了”。冰心虽然认为“即使住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也不能说就不能抗战了”,她还是答应将认真考虑宋美龄的正式邀请。
三天后,宋美龄派人询问答案。冰心二上黄山,当面向宋美龄讲述自己到重庆工作的实际困难:孩子小、搬家难、身体不太好、办公室坐不长、丈夫正在云南进行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所以她只好决定“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然后做点事……”
宋美龄当场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交通问题,重庆也需要吴文藻这样做研究的教授,至于工作是暂时的还长期的,以后再商量,“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你们两位能来”。这次上黄山,冰心得以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品茶,蒋介石“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
关于蒋宋关系,冰心引用宋美龄的话叙述说:“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福建。圣诞节那天我们旅行了一千多里。我们一半是坐飞机,一半是坐汽车走军用路。我们沿着高山的悬崖开,一不小心的话车子就会落入深渊。……此后我丈夫后悔不该带我冒这个险。
但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没有像人们的追忆那么可怕。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江西省深夜发生的一幕。我听到枪响。主席立即为我披上了衣服。……我找出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资料,然后手持手枪坐着等待事件的进展。
……这个危险时刻反倒让我平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部队的安置以及有关移动的资料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二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举枪自杀。幸亏敌人被击退,我们又恢复了安全。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散步了。
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安稳的意思。主席小心地摘了两、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之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灯笼送给了我。
……梅花装满了灯笼,在烛光的照射下别提有多美了。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有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一起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
第三次上黄山时冰心与吴文藻同行,并且与“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回到昆明之后,冰心、吴文藻稍作安排,便开始抗战期间的第三次搬家。1940年11月,夫妇二人与三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乘坐飞机直飞重庆,行李与家具中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由一辆大卡车拉走。
一家人到达重庆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蒲薛凤,以清华留美同学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冰心一家临时居住在顾毓琇的“嘉庐”,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妇指会是1934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初期成立的推行妇女界新生活运动的专门机构,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于1938年5月邀请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女性代表在江西庐山举行谈话会,共商动员全国妇女参与救亡工作大计,会议决定“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总机构”。
同年7月1日,妇指会在汉口进行扩充改组,虽然名称未变,却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以蒋介石为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不再干预其行政、人事及经费。
指导长宋美龄之下设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多个方面的妇女界知名人士所组成。担任常务委员的有李德全、吴贻芳、曾宝荪等人,公开代表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以及救国会方面的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被吸收为委员。
各部门负责人均由宋美龄从妇女界选拔任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
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和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冰心在接替救国会方面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兹九的文化事业组组长职务同时,还接下了正在运作之中的“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
按照肖凤《冰心传》中与冰心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格调保持一致的历史叙述,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和邓颖超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时期的老同学刘清扬,得知冰心抵达重庆后专程拜访。“把妇女指导委员的背景及内部的复杂情况,通报冰心。正直的冰心在得知这个所谓妇女指导委员的内幕以后,立即退回了该委员会送给她的聘书和薪金。不久,冰心加入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前后,冰心、吴文藻夫妇应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邀请为国效力,本身就是正直爱国的一种表现。借用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前辈学者胡适的话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更何况冰心的前任沈兹九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她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受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委派,协助未来的丈夫胡愈之前往南洋,从事更加重要的秘密地下工作。无论妇女指导委员内部的情况如何复杂,“正直的冰心”都不应该“立即退回了该委员会送给她的聘书和薪金”;她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做。
宋美龄以个人名义组织“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并不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而是为了引导女性青年投入更加远大的文化建设。她在《告参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文艺竞赛诸君》中明确表示:“我们这一次举行文艺竞赛,目的在借此鼓励女界青年热心于写作。
”该项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稿360份,经初审保留120份,分论文卷和文艺卷两大类。论文卷由陈衡哲、吴怡芳、钱用和、陈布雷、罗家伦评阅,文艺卷由郭沫若、杨振声、朱光潜、苏雪林、冰心评阅。
征文结果于1941年7月揭晓,冰心随后写作《评阅述感》予以全面总结。在她看来,这次征文的文艺卷部分,在题材方面“最大的缺点是太偏重英雄主义”;在生活层面上“爱写理想事物,不求经验”;在技巧上“缺少剪裁”。论文卷与文艺卷的共同缺点是:其一,不会运用标点符号;其二别字太多。
晚年冰心在自称是“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的投笔之作《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却刻意遮蔽隐瞒了夫妇二人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学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
……1940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
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
在冰心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成功经营下,当年的潜庐是重庆政学两界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住在歌乐山的冯玉祥、老舍、藏克家、叶君健,以及其他政学两界的当红人士郭沫若、巴金、茅盾、史良、刘清扬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1943年8月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并且被中共树立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楷模的郭沫若,听说冰心患病后邀约老舍等人登门看望,当场赋诗赞美了冰心战乱岁月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