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名言 曹德旺:“我必须知道 我的捐款花哪里去了”

曹德旺为人坦诚。他要么不屑或不愿交朋友,一旦结下交情,他会鼎力相助。 (曹德旺/图)

64岁的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又开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第一”。福耀玻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

今年9月28日中午,曹德旺去北京参加巴菲特、盖茨组织的慈善晚宴,见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拓部干事杨晋。他对杨晋说:你们做得不错。杨晋开玩笑地补问了一句:真心话?曹笑了。

事情缘起于今年3月份的西南大旱,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赠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因此迅速“盯”上了他——他们希望曹能将这笔善款捐赠给基金会,然后再通过基金会发到灾民手上。但曹表示自己要监督善款的发放。这个简略的表态后来被细化成了协议——如果超过1%的不合格率,赔偿30倍。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即便是慈善法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但他们还是签下了这个中国慈善事业史上的“问责第一单”。

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现有的九百余家公募基金会和六百余家私募基金会中,它虽然属于少有的中央级别,但与其他民间机构一样,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做大做强”——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愿意做这个“赔本买卖”的根本原因。

“苛刻”的协议

在5个月前的玉树地震央视赈灾晚会上,曹德旺之子曹晖为玉树捐出了一个亿,在上台举牌的同时,他对外宣布,“家父还将向西南旱区捐赠2亿元。”

同在现场的杨晋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动,“可不可以说服曹总捐给我们?”

当晚,她便四处找人要到了曹德旺的电话,第二天打了过去,正在香港转机的曹德旺表示,“可以考虑”。“但我要检查,发不到灾民手上,要赔偿的。”曹德旺补充说。至于怎么检查、怎么赔,曹还没来得及思考具体细节。

此后几天,杨晋又给曹打了几个电话,向其“推销”有着十多年运作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并表示,他说的条件,可以具体谈。

八天之后,曹德旺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杨晋和她的领导一行三人,赶到了其下榻的昆仑饭店,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曹德旺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当他们再次见面时,曹德旺身边多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律师,一个是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主编。“律师是代表我来谈具体条件的,主编是我带来监督你们的。”曹德旺说。

这阵势,在扶贫基金会做了十多年的副秘书长李利也是第一次见。

曹德旺的“赔偿建议”最后被细化成了一个条款——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这还只是曹德旺的条件之一。

为实现项目运转,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一定额度的“管理费”,行规一般为善款的8%-10%,但曹一开始提出,只愿意给1.5%,也就是300万元。

“我们初步核算,至少要项目管理费的5%才能做成。”李利说,曹开出的条件让他们无法接受,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各让一步,确定为3%,也就是600万元。

曹还提出,所有项目需要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在此之后,如果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其全部收回。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做过的所有项目中,这么多的“苛刻”条件,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也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项目。5月4日,会长段应碧、副秘书长李利等专程飞往曹德旺位于福州的家中,签下了这份协议。

“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

然而,这份在乙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看来颇为“苛刻”的协议,在甲方——捐赠人曹德旺看来,却一点也不苛刻。

曹德旺出身巨贾之家,却历经坎坷。其父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回福建老家后,万贯家财遗失殆尽。9岁才上学的曹德旺,14岁就被迫辍学。他放过牛,修过车,贩过水果,直到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人生才得以彻底转机。

在商海摸爬滚打半生,让曹德旺饱经人间百态。他曾有许多名言,诸如,“一切都是空的,只有饭桌上的酒和肉才是真的”、“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等。

“签这个协议,也是为了监督他们,”曹德旺解释说,“只要他们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他们应该也不怕。”

在慈善界,曹德旺算得上是老牌慈善人。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中,曹德旺以捐赠金额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还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去年2月份,他因开“股捐”先河而名噪一时。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已开始做慈善。1998年长江水灾,他亲自飞往武汉,捐出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他的捐款清单就不断延长,数额也越来越大,至今累计已达四五亿元之巨。

但是,与众多的慈善家不同,曹德旺的捐赠一大半都是“亲力亲为”。

他曾出资修道路,建学校,盖公园,建图书馆等,几乎每一个工程,他都自己组建团队,买材料,设计,施工,都亲自上阵。做得多了,曹对工程造价、图纸设计等,如同开发商一般烂熟于心。

这其实并非曹德旺本意——公司的生意已经够他忙的了,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去年儿子曹晖从国外回来接班后,他才有了空闲时间。

刚刚富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都难如人意。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始他也向一些慈善机构捐款,汶川地震,他捐了两千多万;玉树地震,他捐了一个亿,但最后钱花到了哪里,他其实“并不清楚”。

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善款,大多数时候,曹德旺只得无奈地选择自我承担所有项目。“我可以给你钱,但我必须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他说。

其实,对于西南旱灾这笔捐款,曹一开始同样是打算自己来做的。

早在3月份,曹德旺便派了几个人去云南、贵州等地了解旱情,“看看灾民们有什么需要,怎样才可以帮到他们。”

回来的报告各种各样,有的说需要粮食,有的说需要肥料,有的说需要耕牛,有的说需要种子,莫衷一是。

“我一开始想买些大米送过去,但看他们需求不一,还是决定换个方式。”曹德旺说。

恰在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了他,他们为其提了不少建议。曹决定,还是给钱最方便,“他们需要什么,让他们自己去买。”

“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

曹德旺一开始跟扶贫基金会商量定的发放善款标准是每户3000元,基金会觉得有点高,“不如以最低贫困线1196元为标准,每户2000元。”

但这2000元怎么发,却又是一个难题。曹德旺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给到“最穷的地方,最穷的人”,同时特意强调,“当官的不能给”。但什么是最穷的地方,谁是最穷的人,却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的标准;同样,“当官的”也没有具体规定。

协议的效力,因此而被发挥出来。

为了达到曹的要求,5月13日,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召集下,西南五省扶贫口的相关领导集聚北京,共同商讨这2个亿怎么花。

而为了转嫁风险,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云南、贵州等西南五省扶贫办分别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特别规定,如果因为其工作中的问题导致基金会蒙受捐赠方罚款的,它们需要全部承担。

而各省扶贫办又与下属的各市、县等签订相关协议,压力层层传导,到有些村里时,已经非常之严厉——如果查出一个村有1户不合格,取消全村人的受助资格。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基金会还聘请了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534名志愿者进入17个县的所有项目村进行“逐户核查”。

负责项目实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介绍,一开始,不予资助的判断标准只有7条,但后来增加到了15条。“既要符合曹总的要求,也不能引起村与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所以、每一项标准,都应该是农民们一看,就能清晰判断的。”

他举例说,曹提出的“当官的不能给”过于模糊,经过反复讨论,他们花了很大篇幅进行定义。比如,“两代以内直系血亲中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不能给”,理由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在贫困地区属于‘精英’群体,他们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有条件造福整个家族。

”“家庭成员中(以户口簿上信息为依据)有村委会三职干部、村医、兽医的,也不能给”,理由是,“他们每个月固定从政府领取工资”,但这其中,不能包括“行政村的计划生育宣传员、自然村的村长、村组长、会计等”,因为“他们的特征为每年仅领取几百元补贴”。

而为了做到避免万一,他坦言,审核时,“从严不从宽”,标准设置“比曹德旺本来的想法还要提高很多”。比如,对于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不予资助,因为“气派的房屋最容易引起舆论的误会”。

赔偿压力如同一柄高悬的剑,让基金会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曹德旺还有另外一重考虑——以赔偿压力来抵抗“雁过拔毛者”,“遇到有人找他们要钱,基金会正好可以往我身上推,说我给得少,弄不好,还要他们赔的”。

在这方面,作为商人的曹德旺,他的“精明”和“远见”的确发挥了作用。

陈红涛告诉记者,由于此次资助量大面广,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职人员总共也就120多人,他们必须借助官方扶贫系统,为此,他们需要向其支付一部分补贴。因为曹德旺“抠”得特别紧,他们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补贴也比以往少——每资助一个农户,支付给省扶贫办2元,县扶贫办5元。

“这基本只够材料复印费。”陈红涛说,按照以往,这个补贴可以是20元、30元甚至更多,“我们省钱也就省在了这一块”。

对于基金会“钱不够用”的抱怨,曹德旺认为,那是在“哭穷”,“我捐的是2亿,不是200万,基数大,管理费的比例就不能那么高”。

在他看来,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建一个透明的玻璃缸,让他看到,钱在里面是怎么转的,“只要足够透明,还怕捐赠人不往里面送钱吗?”

9月初,基金会根据曹德旺的要求,曾经安排了一次为期六天的检查,曹临时有事没去。对是否还会再去抽查的疑问,曹德旺的回答斩钉截铁,“一定会!”

他说:“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这次不去,他们就会有侥幸心理,下次就做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