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三姐妹 谁影响了浦家三姐妹
少年时期对革命者的好感和记忆、青年时期延安的训练、
战场上的斗争和生活,使浦家的千金,从逍遥派成长为革命者
云南富商浦在廷有三男五女,五个女儿中有三位性格迥异者在1937年奔赴延安,从此登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从那时起到20世纪末,她们的经历与沉浮基本与20世纪同步。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反右、“文革”,都与三姐妹和他们家人的命运深深地纠结在一起。
那么,是什么人改变了三位富家千金的命运?
兄长们
浦在廷是他那个时代里少有的开明父亲。他送自己的二儿子浦承纲上了黄浦一期,又参加了北伐;1927年送自己第三个儿子浦承绪留学日本,回国后革命热情高昂地加入了共产党,还以自己家为据点搞地下活动。浦承绪从外界带回了的大量进步书刊,给自己的几个妹妹以很大影响,1930年由于叛徒告密,云南省地下党几乎被毁灭,浦承绪与党失去了联系,开始专心经商。
地下党被破坏后,浦承绪的好友,另一位地下党员郑易里在浦家藏了两个月。与浦家兄弟姐妹相熟。1931年以后,浦家先后出走了三位女儿,她们的生活费用都是经郑易里之手转交的。
郑易里何许人?
他是中国20世纪从哲学到文化,再到科技界,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人物。这个名字与20世纪中国每个历史时期都紧密相联。云南玉溪红塔区人氏郑易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农业机械,回国后先是投身政治运动,与李公朴等人办了一家专门出版进步书籍的“读书出版社”,该社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齐名。
郑易里与留日同学艾思奇一道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辩证唯物论》,翻译成中文的《新哲学大纲》,1936年出版后连印了14次。毛泽东和早期中共领导人,就是通过郑易里等人的翻译和出版,才第一次读到了完整的《资本论》。
除了翻译哲学著作,郑易里还耗时经年,编了一部《英华大词典》作为新中国献礼。这本发行一百多万册的词典是中国政府1985年送给撒切尔夫人的国礼。
中文到底是郑易里最爱的文字,从到了20世纪20年代起,他开始思考汉字改革,这一思索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终于派上了用场,到了1960年代,他开始由汉字快速检索转向汉字输入编码领域。他的“字根说”在1970年代成为整个中文输入的理论基础。后来风行的“五笔字型”即诞生在此基础上。
现在计算机汉字输入中的“郑码”就是由郑易里领导的研究组发明出来的。
可以说,郑易里不仅是浦家兄妹走上反封建道路的向导,也是他们终生的朋友,1997年,他为86岁的浦代英所著《无悔的岁月》作序时,已经91岁高龄。
赵琴仙
赵琴仙是浦氏三姐妹在昆华女中附小上学时的音乐教师,毕业于昆华女师。寒门出身的赵琴仙剪着五四式的短发,飒爽英姿充满活力。她在女师上学时,就参加了“青年努力会”,1926年还在广州大沙头政治训练班中听过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的课。
赵琴仙入党后办过一份《女声》杂志,探讨和启发女性从政治、经济上翻身。她在教浦氏三姐妹期间,组织学生们建立了“少年学术研究会”,传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故事,讲列宁和十月革命,讲一种叫社会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还告诉女生们,在那个世界里妇女可以挺起腰杆做主人。
她也讲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讲孙中山辛亥革命、讲军阀纷争使国家无法从战争中自拔。她在音乐课上教唱的是《国际歌》。1927年三八节那天浦琼英姐妹和同学们在赵琴仙带领下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反对蓄婢纳妾!”“争取男女平等!”
1928年8月以后,蒋介石的“清党”清到了昆明,次年2月28日,在昆明呼吁民生和自由的领头人赵琴仙被捕,3月30日就义,她临刑前高呼的口号,在学校师生中口耳相传,深刻地影响了浦家的几个女儿。三姐妹同全校师生一样,加洗了赵老师的照片,每人一张,保存了一辈子。后来浦代英说,“共产党人”的形象从这时起,在她们心中开始占据特殊位置。
谁能影响这位学生兵?
浦琼英是姐妹中性格最突出的一位,从她的经历来看,从一位自由散漫的学生兵成长为稳重成熟的革命者,邓小平的影响是最大的。
浦琼英是浦在廷最小的女儿,她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叫卓琳。卓琳这个名字,是1938年在延安改的,改名字的原因是,自陕北公学毕业后,延安正组建一个“特别训练班”,上级领导发现这位20出头的姑娘反应敏捷,机智过人,于是把她选调到特训班。特训班安排过骑马、射击、摄影等技术课程,纪律严格,不许与亲人通信,从特训班出来后,她很有可能被送回白区,从事秘密战线的工作,所以入班起,必须改名换姓。
尽管经历了“九·一八”、“一二·九”和“七七”事变,浦琼英也已经走到了延安,但她生性中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变,比如说,她说自己身上还有些资产阶级的东西,纪律性不强,爱自由,也承认自己散漫。有个她在课堂上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在她已经改名卓琳以后,有一天特训班开支部大会,支书讲话时板书了几个字,卓琳写了一张纸条递上了去,领导还以为她要提问,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句“你的字写得很漂亮”,支书马上批评她“这是在开支部大会,请你严肃点!”卓琳马上说:“我错了。”
在入党问题上,浦琼英也表现“非凡”。本来她只想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结果有同志在劝她姐姐浦石英入党时,说了句:“十姐,你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你一写申请,肯定能通过,不像小琼英,她还差得远呢。”
就是这句话激起了她“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努努力,入党给你看看!”在她的姐姐浦代英的回忆中有她入党前后转变的过程,“在陕北公学毕业时,组织上给琼英的评价是: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工作后不久,人们就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她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党。不仅如此,由于她表现出色,领导还专门安排她当了陕北公学学员十三队的队长。”
但是浦石英性格太温顺,除了抢着打扫公共厕所,在其他方面都默不作声,从来没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好胜。看到浦石英一直没能入党,浦琼英还找过组织。党委书记说:“要说品德,浦石英同志确实不错。但她为人太老实,入了党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浦琼英听了就和他讲起理来:“为什么老实人就不能入党?我不相信入党的条件里,有老实人不能入党这一条。”
卓琳当年,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真切可爱的学生兵。
邓小平
延安时期的卓琳开始慢慢蜕去大城市洋学生的说话做事习惯,但是她真正变为一名革命战士,还是与邓小平结婚,或者说离开延安到达太行山前线以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主任刘金田研究员,这样对《新世纪周刊》分析卓琳的转变过程。
“应该说开始的转变与她到了延安以后,进入陕北公学受到党的教育和特训班训练有关。”刘金田认为,由于当时准备派卓琳到敌战区做地下工作,所以,特训班特殊的教育背景,应该对她的性格影响很大,从事白区地下工作一定不能是她天生的性格。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认识邓小平到和邓小平结合,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她对邓小平开始是不了解,结婚以后对邓小平的思想水平、领导能力了解到了某种程度,可能会有些崇拜”,刘金田提到邓小平通过熟人两次向卓琳求婚被拒,卓琳怕邓小平是个土包子,不懂得月亮是美的,看到月亮就想到烧饼,这都是当时城市女学生在延安择偶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但是邓小平在两次托人遭拒后,亲自找到卓琳讲了自己的理想。卓琳才知道面前这位剃着光头、一身风尘的矮个子政委,不是土包子,他早年留法留苏,身经百战,志存高远,意志坚定。
当卓琳一同意与邓小平建立恋爱关系,与邓小平住在同一窑洞的邓发就开始催促他们结婚了。本来邓小平正好结束了在延安的工作,马上就要回太行山,邓发一再催35岁的邓小平“你这么大了,在延安找个对象马上走吧”,因为一到前线,就不知哪天有空找对象了。好不容易获得了女方的同意,邓发说不马上结婚带走,以后过封锁线都是问题,现在赶快结了婚,过封锁线时就不用假扮夫妻了。
于是,邓小平与卓琳认识不到一个月,就在杨家岭毛泽东窑洞前头、邓发的窑洞里结了婚。到了129师以后,尤其是到了太行山前线,在那个残酷的环境当中,卓琳对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又有了耳濡目染,“越来越感到邓小平政治上的成熟,她自己也越来越往这上面靠,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或青年女学生、青年女战士,她是129师主要长官的夫人,她对自己无形中有一种要求,要求自己政治上成熟起来”,刘金田分析道,“还有,她必须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岗位,成为西南区这样一个大区的负责人,对夫人的政治成熟也有要求。
尤其是到了1952年7月,进入中央以后,他就要求卓琳不要出去工作了,说话做事要谨慎,她性格中原有的东西,要符合政治的要求。谁让你是邓小平的爱人呢?
正是战争、政治和党性,在不断地磨练着卓琳的意志,她在129师整风运动中,对自己的年轻时代这样总结:“在北平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是个逍遥派,当时一心只想读书救国,没想过自己必须参加革命。那时候我甚至还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再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七七’事变打破了我的梦想,使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再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必须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在延安,我接受了不少革命教育,但现在想想那时还并没有完全克服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那时的心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发现那上面所讲的很多缺点都正是我过去身上所具有的。”卓琳也提到了太行山区的生活和斗争,她认为这期间使自己真正认识到了不足,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由一个自发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艰苦的战争环境,把卓琳变成了邓小平在历次波折中一根顽强的拐棍,变成了邓小平身旁一个坚定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