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黎汝清:一旦存疑 我必探求
黎汝清(右)与妻子邓德云(左)及家人在一起。
采访手记
2014年4月25日,初访。
我是在参加江苏中短篇小说研讨会的会议期间拜访黎汝清的。此前打过电话,他的家人说不便接受采访。我说,那就忽略我记者的身份,以同乡的名义,去看望老人。
冒着大雨,我在南京中山北路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17号楼。可是,这栋楼正在装修,看上去并不像有人居住。犹疑着拨出电话,还好,响了两下,就有人接听了,是黎汝清的夫人邓德云。
她挂了电话,下楼接我。80岁的老人,步态矫健。四处是装修的噪音。她说,这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像难民营。
黎汝清从屋里迎出来,极其清瘦,呵呵笑着。邓德云对我的问候解释说,他耳朵不行,听不见,谁都不认识了。但她还是冲着他的耳朵喊:你的同乡来了。
一边跟邓德云聊,我一边看黎汝清。他并不慢待,冲我笑,指着墙两侧挂着的镜框:“你看看这山,你看看这树……”我听这乡音听了40年,自然不会错听他说的每一句话,邓德云给我解释,我说不用,多么亲切的乡音啊!
屋里已谈不上有什么摆设,因为整个楼都在装修,四处透风,所谓的客厅,集中了冰箱、微波炉、老式桌椅。邓德云说,家里乱得没法接待,不过平时也不过如此。她还是理解我,说年轻人为了工作,这么执着。她说,很为我的执着感动。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聊天便敞开了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概也不只是这个原因,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月后,我再赴南京拜访黎汝清。然而,两次采访后,文章却耽搁了一年之久。2015年2月25日,黎汝清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
得知噩耗,我大吃一惊,眼前还浮现着老先生温暖的笑脸,他亲切的乡音犹在耳旁,怎么说走就走了?而我的文章还没有完成。是因为第一手的材料不够丰富?还是因为与以往的采访经历完全不同?我想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解释我的怠惰。我的良心因此备受谴责。
“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黎汝清首先要感谢的是祖母,她虽然没文化,但很会讲故事。
父亲是木匠,有时会去城里买些旧书。买回什么书,黎汝清就看什么书,不光自己看,还念给别人听。
在学校,黎汝清最怕督学。因为督学一来,同学们就被弄得很紧张,复习课文、打扫卫生。
而就是这个严厉的督学,在看了黎汝清的作文之后,也赞赏地拍拍他的脑袋说:“不错,不错。”那篇作文是《秋来了》——
“秋来了,柳叶黄了,西风一吹,落叶纷飞,好像一群群金鱼在空中飘游。榆叶却由青变红变紫,飘落下来,像蝴蝶飞向花丛……”
黎汝清在本村小学刚上完四年级,日军就占领了县城。学校解散了,他到王厨村上了一天半私塾,因为想家,退了学。
那时的黎汝清曾经对乡村教师和中医先生非常崇敬,但是因为一个本族哥哥让他帮忙读了几本书,他被那些故事深深吸引,那几本书是《巧合奇冤》《绿牡丹》《杨家将》《水浒传》《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
黎汝清像个贪馋的人,饥不择食,见到什么都想啃两口,生吞活剥,咀嚼一番。这也养成了他一种好读书的自学习惯。因为没有老师,许多不懂的地方靠自己去想。
1943年7月,村里小学的王老师,把黎汝清和黎同兴两人约到学校,交给他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加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七七”讲演团,到本区十几所学校巡回讲演。
此时,黎汝清离开学校已经4年了。可是,本村的小学在1942年恢复,都是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所以讲演团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俩身上。
到了演讲团,他们傻了眼,因为大多数代表都在15岁以下,黎汝清15岁,勉强可以。黎同兴就不行了,18岁,一点儿也不像学生。
于是,黎汝清这个“候补演员”只好登台了。
一个演讲者的诗歌把黎汝清深深地吸引住了,那首诗的题目是《祖国——母亲》。那次演讲会打开了黎汝清的眼界,使他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渐渐地对那些武侠小说淡漠了。
村里由抗日政府设了个邮递站,那里有三种报纸:《渤海日报》《曙光报》《前锋报》,这些报纸上有副刊,上面有新诗,文艺通讯和故事,还有漫画和谜语,这些都是黎汝清喜欢的。
后来,谢东泉来到黎汝清家里养病,他曾在《曙光》报社当过记者。黎汝清从他那里知道了《殷夫诗选》,也知道了普希金、高尔基和莱蒙托夫。
尤其是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对黎汝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
请坚信你们高傲的容忍。
这辛酸的劳苦,并非徒然,
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首诗带给黎汝清信念,让他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时都满怀希望,满怀信心。
1944年,黎汝清16岁。他非常向往新的斗争生活,可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的他,要参加工作,必须突破家庭阻拦这道难关。尤其是,和祖母难舍难分,黎汝清为此十分苦恼。
这时正好有两个同学来找黎汝清,说是抗日政府在纯化镇办了一所中学,叫耀南中学分校。这是一所抗日政府创办的培养初级干部的公费学校,入校之后就算参加抗日工作了。
黎汝清决定跟随两个同学去投考,他的语文得了全校最高分,98分。
在耀南中学分校,黎汝清只读了3个月的书,便去做拥参(动员大参军)工作,之后又被正式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工作,后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宣教干事。
黎汝清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上海解放后,他在上海警备区任宣传股副股长。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妻子邓德云。
“从认识开始我们就这样平淡,越平淡感情越深厚”
邓德云17岁时进入文化教员班,后考上了上海俄专(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去学校报到之后,就住在学校。开学后第一个周末,有人回家了,邓德云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无处可去,就回到部队想再看看战友。
没想到,曾经在部队做文化教员的邓德云被站岗的门卫拦住了。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过去自己教的兵都走了,新上岗的兵又一个都不认识。邓德云被拦在门外,心里很难过。门卫问她找谁?她脑海中第一个蹦出了黎汝清。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黎汝清像老大哥,爱讲笑话,对所有人都很好。
“我在会客单上写了黎汝清,找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见面,我就哭了,说真是人一走茶就凉!他笑嘻嘻地说,结婚吧,结婚就有个家了。”
就这样,邓德云的履历上便有了清楚的记载:1951年参军,1954年考上大学,1955年元旦结婚。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黎汝清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丈夫。他经常出差,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写信,下一站到什么地方,也会写信告诉妻子,邓德云的下一封信就寄到那个地方。
“送别”在影视作品中是个缠绵的情节,但对他们而言却稀松平常。黎汝清每次都走得匆匆,每次分别邓德云都没有去送过,回来也没有接过。
“从认识开始我们就这样平淡,越平淡感情越深厚。”邓德云说,她最遗憾的是黎汝清给自己写的72封信。很多信都是诗歌,有的华美,有的深情,也有的谈工作。起初,她珍藏着这些信件,可是到“文革”时都烧掉了。
“听一个故事他就能写一部小说”
结婚之前,邓德云和黎汝清就养成了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她会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告诉黎汝清,有时候他听了就能写出故事来。
邓德云曾给黎汝清讲过一个故事,她的同学(出身军阀家庭)交代家庭历史时,讲到家里复杂的情况,痛哭流涕,班里12个学员也跟着一起哭,没想到后来却遭到批评,说她们没有阶级立场。
黎汝清觉得这个材料很好,当即访问了这位同学的大哥晋怀岩,并就此写出《故园暮色》《故园夜雨》《故园晨曦》。
“听一个故事他就能写一部小说。”邓德云说,《春雷》就是黎汝清出差时,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研究防火材料的专家,他便就此写了《春雷》,反映科学家的艰苦奋斗。
黎汝清想象力丰富,但很多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并非自己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南京军区新四军的才子很多,但是很多东西,人家故意避开不写,他却从来不打折扣地接受任务。
但是,到底承担了哪些不得不承担的事情,黎汝清不说,邓德云也不问。因为他从来不评价别人。
1966年10月10日,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呼啸地向钱塘江大桥驶来,守桥的卫士蔡永祥看到前方有一根木头横在轨道上,于是飞奔过去把木头掀离,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蔡永祥的牺牲一下子成为全国的大事。当时,江青要求宣传力度超过《欧阳海之歌》。于是,中央马上派工作组到杭州,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蔡永祥的光辉事迹。
一开始,金敬迈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说写不出来,任务又交给了黎汝清。
黎汝清提出对浙江地区不熟悉,于是组织上调了两个人来帮忙,一个是郭明伦,浙江省军区的干部;另一个是任斌武,当他们的助手。
要写人物,黎汝清认为应该从童年写起,他主动承担了从童年到入伍之前的写作,另外的同志承担蔡永祥在浙江的情况。
结果黎汝清写了27万字,入伍之后的内容却迟迟没有完成。
因为写了之后发现了大问题:谁放的这根木头?调查费了很大劲,也没搞清楚,案子一直未破。
但是,材料整理完了,要向江青汇报。黎汝清提心吊胆,带着他写的27万字和公安部的调查材料一起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不破案,这个英雄事迹不能落实。
江青没发火。黎汝清把27万字丢在那里,回到了南京。南京军区怕黎汝清受迫害,为了保护他,派他到越南,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后,“文革”也接近尾声,黎汝清才又回到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