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老婆 刘湘屏的晚年 【谢富治的老婆刘湘屏】谢富治人物生平

1948年5月,刘邓野战军和陈谢兵团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赓、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到1948年8月陈谢兵团(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南征1周年时,已先后参加245次战斗,歼国民党军11万余人,解放及收复县城51座。

同年11月,陈谢率第四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该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参加攻击的部队组成了东、南、西3个集团,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东集团辖中原野战军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经3个集团军的共同努力,将国民党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12万人全部歼灭。

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整编的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陈锡联和谢富治分任第三兵团(辖第十、十一、十二等3个军)司令员和政委。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第三兵团参加了渡江作战和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等地,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川东军区政治委员,川东区党委书记,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办事组成员。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后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1954年3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54年3月—-1957年1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3月—1957年10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7年12月—1959年8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9月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是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

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

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人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

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7年4月—1972年3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

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

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