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朱晓明 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谈大学教育制度改革

清华百年,反思杏坛,重彰大学独立性之议再热,破题教育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

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刘道玉: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改革从何处入手?

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教育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改革似乎也千头万绪。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迫切问题,最重要的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福家: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他的就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他就很难做到。

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

即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会议批准。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朱清时:其实,《高等教育法》有明确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是高教法的许多规定都没有落实,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的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力,谁都敢去破坏它。

比如,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要独立办学”,谁做到了?高教法明确规定大学必须有章程,中国有几所大学有章程?据说清华大学都没有章程。即使个别学校有章程,也不过是校内自己编写的规章制度,没有法律地位,没有处罚措施,随意性强,甚至校长、书记都可以随时修改,谈何约束力?即使有也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条文了。

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高教法,每一所大学都要制定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让所有的人都对学校章程心存敬畏。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

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和其他领域不同,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都有一套理论和想法,谁都想干预,许多人是出于好心来干预,只要一干预就完了。

刘道玉:首先要恢复大学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部改起,从教育部放权开始。

这个话题也提了快30年了,1979年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访美回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呼吁教育部放权。当时教育部长认为现在不是放权,还要集权。他认为放了就会乱,集权才能管好。现在教育部仍然是这个思想:只相信自己的领导、控制权力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大家都看到,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多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中国的教育依然停留在集权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中国教育需要进行一场真正的体制变革,关键是教育部要转变职能,坚决、彻底放权。

如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财经》: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么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杨福家: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知道一所大学有什么?

一是“有形资产”,包括大楼、图书设备等;二是“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三是“文化内涵”,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四是良好的办学体制。

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

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搞得好,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

朱清时: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还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一直没有彻底改造过,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还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做些表面的修补。

一种运行了5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该到变革的时候了。现在我们这代人应该来考虑教育改革的历史使命了。大家不要再纠缠于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应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中国的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机制,亟须像农村改革一样“去行政化”。就像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农业生产一样,不要靠行政权力安排学校的发展,大学就是要让教授们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办。

我认为,中国的高校改革要有安徽小岗村那样的试点,要走这一步才能够有真正的现代大学。要走出这一步也很难,尤其是老大学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中国又需要社会稳定。老大学很少希望,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

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个改革过程是很缓慢的。

刘道玉: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中国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多元化的、开放的。

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的;多元化,就是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有人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来排斥有价值的、在世界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制度。这种自我封闭的口号,就是开放的最大障碍。

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所以,仍然需要教育改革的启蒙。■

中国大学教育大事记

资料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

创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制双重身份,既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的延续,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该校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

该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著名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曾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裁撤。

以其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1936年:抗大成立

该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干部学校,后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抗大擎起了抗日救亡的一面大旗。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复课

该校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西南联大存在时间很短而且条件简陋,却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该校前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延安的陕北公学,最终于1950年定校址于北京,定名“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

1952年:新北京大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大,它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对于燕京大学的传承,现存主流意见之一为:因北大从人员和设施配套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9月,中国停止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

多年来,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指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学成回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2003年:北大教育改革

2003年5月12日,北大校长许智宏签发《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学校内外一系列争议。

有论者认为这可能是自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来,北大内部发起的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变革,而批评者称其为“休克疗法”。

2007年: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筹建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筹),2009年朱清时校长正式上任。

南科大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