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翻译 翻译史话|同为翻译大家 梁宗岱为何不如傅雷名气大?
【编者按】翻译家梁宗岱的译作湮没了许久,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选用了他的《十四行诗》,人们才重新发现他的译作。到今天,对梁宗岱的研究已成为学位论文常见的命题,梁宗岱重新得到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梁宗岱(1903-198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法语教育家于一身的翻译家,也是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旗手。梁宗岱的翻译与文论为众多译家推崇备至,被视为一位高山仰止的前辈,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知。
《梁宗岱译集》
近日在上海书展进行了精装版《梁宗岱译集》的新书发布会。该八卷本收录了梁宗岱一生所有翻译作品:《一切的峰顶》(歌德、波德莱尔、尼采、里尔克、布莱克 等著,中外文对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英文对照)、《浮士德》、《交错集》(里尔克 等著)、《蒙田试笔》、《罗丹论》(里尔克 著)、《歌德与贝多芬》(罗曼·罗兰 著)、《梁宗岱早期著译》。
在发布会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档案馆馆长陈红霞介绍了梁宗岱的生平,以及广外梁宗岱纪念室的概况,该译集的编辑何家炜先生介绍了该套书的具体内容。
《梁宗岱译集》新书发布会现场
澎湃新闻特此采访了该译集的编者刘志侠。刘志侠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是梁宗岱先生的学生,曾留校任教六年。1970年代初在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进修,现居巴黎。已出版《巴黎五色笔》、《法语医用会话》和《青年梁宗岱》等多种著作和双语类书籍。
澎湃新闻:您能大致介绍一下这套《梁宗岱译集》吗,它和以往国内出版的梁宗岱著作相比,有何不同?
刘志侠:《梁宗岱译集》总共八卷,由何家炜先生策划,收入梁宗岱先生全部中译外和外译中的作品,这是出版界的崭新尝试。其中《交错集》1943年初版后绝版大半个世纪,现在第一次再版。《梁宗岱早期著译》为新编,书中收入了一批近年新发现的佚作,例如中译外的作品,是从海外图书馆发掘回来的珍贵文献,首次在国内露面。
其余六卷的主体是已往的单行本,但内容有所扩展,补充了同类散篇或原书未译部分。另外,这套书的版本可靠,以梁宗岱生前的最后版本为依据。校注严谨,参考外文原作进行。鉴于熟悉外语的读者愈来愈多,诗歌翻译部分采用双语形式,方便对照欣赏。
澎湃新闻:您刚才说《梁宗岱早期著译》是从海外图书馆发掘回来的珍贵文献,并首次在国内露面,您能大致讲讲这个发掘过程吗?
刘志侠:我和卢岚从1999年开始搜集和整理梁宗岱老师的作品,在2003年编出四卷本《梁宗岱文集》(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梁宗岱早期著译很多空白,尤其留法时期的作品,成为更深入认识和研究梁宗岱的障碍。
于是我们继续利用空闲时间进行搜集。开始时完全没有线索,因此首先要找到线索,然后溯源发掘原始文献,这件工作需要耐心和运气,其中曲折难以尽述。经过近十年细水长流的努力,最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圣日纳维芙图书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和瑞士卢加诺州立图书馆等地找到所需文献,填补了这个最大的空白。除梁宗岱的作品外,还包括与他的文学活动有关资料,有助对他的全面认识。
整理资料后,我在2014年写成《青年梁宗岱》(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门讲述梁宗岱中学、大学和留法时期的文学生平。该书出版后,考虑到文献来之不易,即使亲临图书馆,也须一番手续才能查阅,部分手迹不能复印,需要逐字辨认抄写。
为了让读者和研究者能够接触到原始文献,因此产生编辑这本《梁宗岱早期著译》的计划。这本书实际上是梁宗岱早期佚文集,不仅海外的文献在国内首见,他在广州读培正中学和岭南大学的佚文也收入本书中,其中有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首新诗,以及在文学研究会广东分会会刊《文学》发表的作品等,在国内同样是首次露面。
另外,本书第二部分是“梁宗岱早期文学活动文献”,读者可以从中具体领会到梁宗岱当年身处的文学圈子气息。这部分收入了他和瓦莱里、罗曼·罗兰、莫诺、瓦朗让的来往书信,罗曼·罗兰的日记,法国作家普雷沃、塔尔狄尔、鲁佐和日本作家草野心平的回忆文章。为了不让历史迷失,重要文献附有法文原文。
澎湃新闻:您能讲一讲主编这部《梁宗岱译集》的收获吗?
刘志侠:最近十多年,梁宗岱作品一直在我们视野中,因此对他的译作并不陌生。对我们来说,汇编梁老师的作品虽然工作量不轻,但同时是一种享受。例如校注时常要参考原作,而梁老的译文不仅经得起逐字对照的考验,而且那么明丽悦耳,教人不时心中叫好。
诗人余光中先生有同样的感觉,他在评论梁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说:“梁氏的译文对原文体会深入,诠释委婉……所入颇深,所出也颇纯。”虽然我们主要工作不在翻译,但在享受译文之余,从中也学习到一些微妙的翻译技巧。
澎湃新闻:梁宗岱先生在译集《一切的峰顶》的序言中,谈及了他所认为的诗歌的可译之处和不可译之处,您能结合这篇文章,谈谈梁先生翻译的美学追求吗?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作为和其翻译理念对于今天的青年译者有何借鉴意义?
刘志侠:提及《一切的峰顶》序言的文章很多,但这篇序言不是梁宗岱一成不变的翻译理念,只是在某个阶段的一个想法。事实上,他的翻译风格一直在变化,从瓦莱里《水仙辞》充满活力的彩图般翻译,中经“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的魏尔仑《白色的月》,到最后收放自如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是在不断前进的。梁宗岱没有说过很多翻译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精益求精,交出高质量的译文。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国内关于翻译的讨论进入了一种炽热化的状态,生发出很多关于如何翻译的论调,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译本优劣的讨论,一些读者可能在译文中发现了一些细微的错误,就以此为一本书定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梁先生的翻译追求能带来什么启发?
刘志侠:如同其他的文学讨论,对翻译错误的讨论有其必要性,但如果以论战来作商业招徕手段,则低估读者的智慧了。我个人反对滥译和没有必要的重译,欣赏“信雅达”的译文。梁宗岱并非专业译者,译作数量不多,但是他挑选作家和作品独具慧眼,翻译时千锤百炼,加上他的诗人文学家气质,直到今天,他的译作还拥有大量读者。
《一切的峰顶》序言有一句话:“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这可能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梁宗岱还致力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比如非常著名的《法译陶潜诗选》,这种能力令人折服,他能相对自如地穿行于法语和中文之间。很多西方学者都提到了学习外语对世界文学的意义,比如乔治·斯坦纳等人。您如何看掌握一门外语,或多门外语对文化间交流的意义?一个译者如何能像梁先生一样对母语和所掌握的外语进行互译?
刘志侠:掌握多种外语,了解外界,和外界交流是必要的。但以外语写作或翻译文学作品,想法并不现实。梁宗岱那个时代,很少法国人熟谙中文,还要依靠中国人翻译文学著作。换了今天,时移势迁,可能梁宗岱也不会尝试了。我个人认为,以非母语进行文学翻译或写作,是一件事倍功半的工作。梁宗岱1930年离开法国后,再没有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他当年的中译法工作很有意义。一方面,他的顶峰之作《法译陶潜诗选》,得到像罗曼·罗兰那样有识之士的好评。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初叶,法国书店充斥各种描写中国黑暗面的游记、报道或回忆,他的译作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这令人窒息的空间,这是一个书生能够为中华民族尊严作出的最好贡献。
近年来国内似乎一直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一部分人提出很多我国的古代典籍、诗歌不可翻译。但不进行翻译,就无法让古汉语与其他语言的诗歌进行对话,甚至不能使其与当下对话,那么这些作品可能面临着永远滞留于过去的困境,所以在于如何看待翻译与传统的关系。
宣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工作,需要两种语言的译者配合。我个人不支持本国人翻译本国的古典著作,尤其是诗歌。一方面语言困难是实际问题,包括译者水平和语言差距等,另一方面,翻译出来的作品,对方未必感兴趣或者需要。目前世界文化交流十分开放,熟谙中文的外国人很多,翻译工作最好由引进国的译者去做,本国人则可用外语来推荐和介绍。
澎湃新闻:梁宗岱先生初到法国时住在巴黎近郊的玫瑰村,是中国留学生的集聚地之一,您能谈谈当时巴黎中国年轻文人圈的状态吗?
刘志侠:1920年代留法热潮,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一千以上,来源复杂:官费生、勤工俭学生、自费生等等,派系很多。留学生中不乏文学青年,但尚未成名,没有突出的领袖。加上经济来源有限,因此没有沙龙或文学会那样的活动,只有按照个人情况和兴趣、互相来往的小圈子。
徐悲鸿等人的“天狗会”是其中一个,邵洵美在《儒林新史》有过生动描写,他们以卢森堡公园地铁站附近的咖啡店作为见面地点。梁宗岱1925年初到巴黎,与他们有过来往,圈子的成员画家常玉后来为《法译陶潜诗选》画了三张插图。
“天狗会”的命名据说是对刘海粟在上海创办“天马会”的讥讽。1929年,刘海粟与几个学生和朋友来到巴黎,居住时间比较长。在这里,刘海粟结识了梁宗岱、傅雷等人,很快便组织起“华胥社”。虽然没有资料确定创办人是谁,但梁宗岱肯定是重要成员。
1931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华书局)便是由梁宗岱主编的。留学生是过路人,成员很快便四分五散,这个组织不久便“无疾而终”。梁宗岱对华胥社有独特的感情,1942年前后还在桂林以“华胥社”的名义出版了一批自己的著译作品。
澎湃新闻:在巴黎,梁宗岱除了与胡适、傅斯年等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密切,还和瓦莱里等西方作家密切联系,您能讲讲这段经历对梁宗岱先生的意义吗?他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
刘志侠:梁宗岱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尝试翻译,十八岁发表第一篇译作。后来到法国留学,适逢“瓦莱里热”,他迷上瓦莱里的诗歌。有一次陪同学生会干事前往拜访瓦莱里,结识了这位象征派诗人。他便很快决定翻译《水仙辞》,过程中也得到瓦莱里的亲自提点。
这篇译作不仅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个路标。根据卞之琳的回忆,在梁宗岱之前,已经有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翻译,但译文不堪卒读,无从知道象征主义的真面目。直到梁宗岱《水仙辞》译作出来,才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可以说,这篇译作是象征主义传入中国的开始,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由此可见翻译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梁先生作为翻译大家,似乎一直只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没有像冯至、傅雷那样为大众所知,这里有什么原因?
刘志侠:梁宗岱留欧期间结识冯至和傅雷,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他到海德堡学德文时,通过柏林的朋友介绍,由冯至接待,带他去找房子。梁宗岱在1931年的《论画》和1941年的《罗丹论》序言中两次称赞冯至。
傅雷是华胥社成员,他的第一篇译作便发表在梁宗岱主编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上。刘海粟曾回忆,梁宗岱和傅雷曾经为了油画《玫瑰村》发生争吵,惊动到警察,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我去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读到傅雷于1936年致罗曼·罗兰的信,提及他开始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并向梁宗岱借用原版法文书,还是梁宗岱返国前拜访罗曼·罗兰时获赠的四卷本。
梁宗岱、冯至和傅雷三人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翻译家,名气不相伯仲。1944年,梁宗岱离开大学,住到广西百色乡下,改行研究制药。1951年被诬告“恶霸罪”入狱,1954年被无罪释放。1956年中山大学开办法语专业,聘请他为教授。
这段经历,加上和他关系密切的象征主义不属于这时期的主流文学,因此他的著译被“打入冷宫”,差不多30年时间内完全绝迹于书店。他翻译的《浮士德》无法出版,1963年完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要寄去香港《文汇报》刊登。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使他的学生和同事,也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著译。
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选用了他的《十四行诗》,人们才重新发现他的译作。到今天,对梁宗岱的研究已经成为学位论文常见的命题,梁宗岱重新得到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