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定成为杨百万的故事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而他则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的闻名散户,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仍旧活跃在市场上的不倒翁,他已成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象征性人物。他叫杨怀定,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认识--杨百万。

2007年下半年,沪深股指冲上高位后,杨百万曾多次向散户发出警告。9月12日,上证综指在走出530大跌后一路向上,冲破了5000点大关,许多人都在议论7000点、8000点甚至一万点,杨百万却在接受中证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股市风险加大,又到克服贪婪时,特殊强调绩优股群体已经积累了相称大的泡沫,投资者特殊是中小散户一定要克制住贪婪心态,不应盲目理解所谓绩优股的价值投资,而进入价值投机的怪圈。

这篇文章见报后,杨百万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19个交易日后,上证综指就在冲高6124点后掉头向下,至今跌幅已超过60%,蓝筹股群体更成为下跌的主力。

杨百万因此再度备受关注,其作为中国成功的散户投资者代表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杨百万说: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

但他同时声明,他现在只对自己决策软件的客户作指导,不会随意对公众发言,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我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博客,只是偶尔,特殊是在大盘走势的核心时刻,接受记者的采访。目前互联网上的所谓杨百万网站或博客,全部是假冒的。

从1988年参与国库券买卖算起,经过柜台交易阶段,再到沪深交易所正规的竞价交易市场,杨百万参与了至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历史,也是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走过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一个缩影。

1998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评比改革开放20年20人,杨百万入选。如今已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的20人中不少人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船落马,杨百万却活得挺好,并不断有新的收获,这不能不说与他成熟理性的心态和稳健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

十年前他就曾对记者说:我始终保持独立,不参加任何联盟,不管是券商的、庄家的还是上市公司的。记者与杨百万相识多年,深切地体会他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独立思索,在核心时刻能够掌握住自己,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生存之道,这已化为他的生存智慧,虽然从学历上来说,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早期经历已成传奇

杨百万的精明在他踏入投资之路的第一步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百万最早是从买卖国库券开始投资生涯的。这事说起来有点偶尔。1988年,因为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杨百万从工厂辞职,自寻生计。这以前他已经通过业余搞第二职业赚了一点钱,银行存款有2万。

辞职后,他当然得更留心赚钱的机会。有一次,他看到上海某报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他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信,确认了真有其事后,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他算了算,2万元,每年利息就是2600元。而辞职前他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多。

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年息2600元,这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嘛?不过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他又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杨百万说:我读过《子夜》,知道这里面会有花头。他马上算了一笔账:当时上海银行利息每年5点几,三年期国库券,年息超过15点,比去温州存银行还划算,还免了奔波之苦。为啥不买?

国债交易开市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去了。买进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的多买的少。到当天下午,有人想明白了,开始买进,结果价格马上上冲。冲到110元以上,他就抛掉了。转手之间,利润超过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他开始研究国库券。很快,他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他想到了个妙招: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这个念头一转,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创了我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

他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利润极其丰厚。他总结出来,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还相称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很多时候要靠摊派,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而银行也普遍缺乏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一下子就胀死了。

杨百万说: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元。靠这2万多元本钱,出去一趟能有几千元进账。我的本金快速膨胀。

他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奥秘:其实那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上海执行得最好,从没有低于面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价差。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他说。

杨百万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很快达到上百万,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重他。

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二、算不算投机倒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时杨百万采取了一个智慧的举动,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人民来访。

他对接待人员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反问他:你看呢?他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他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政策变化,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只有现金。杨百万说:我特地称过,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我带50万出去,就是60斤。分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

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询问能否请保安,结果如愿以偿。上海《解放日报》为此曾发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实,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

1989年,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重和好感。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