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悲剧 余永定:2017年是风险年 但也不必过于悲观
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前几天,我们同吴敬琏老师讨论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吴敬琏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是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还是之下?这是判断中国经济形势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决定我们政策建议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现在中国经济学家是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在潜在增长速度之下,还存在着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自己倾向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
也就是,我们还有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也就是我们还需要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上。这也就是所谓的“保底线”。
当然,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这是可以进一步争论的。我自己认为2017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滑。2017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2016年,可能在6%-6.5%之间,但不会有硬着陆的危险。
首先是因为房地产增速下降,甚至是负增长,有人甚至认为负增长的程度将会比较严重。房地产投资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大概超过15%,如果出现负增长,将严重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20%以上,很难再进一步提高;出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有非常好的表现。
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都是负的。总之,从有效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17年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除如何保住经济增长底线外,防范各类的金融风险是2017年另一严重挑战。企业杠杆率过高确实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挑战,我们需要去杠杆,但去杠杆的速度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事实上在2016年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模拟,如果过去一些重要变量的基本趋势不变,到2020年,企业债务对GDP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
居民和政府的杠杆率不高。2017年政府肯定是要加杠杆的,2017年的财政赤字对GDP的比重肯定比2016年更高,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肯定会进一步提高,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即便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比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还是好。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过于担心财政状况,而采取不当紧缩政策,反倒会加速财政状况的恶化。
我对各个市场的研究非常肤浅,不敢有更多评论。我觉得股市在今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风波,不会暴涨也不会暴跌,会蓄势待发;很多人预期今年的房市价格会下跌,也有个别人认为不会下跌,我自己倾向于它会下跌,但不会暴跌。政府抑制房价的决心是非常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地产价格会延续11月份以来的环比逐渐下跌的趋势。但是,我也不认为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崩溃。
在金融风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银行体系,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应该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虽然不良债权会进一步增加,但是,不良债权还远远没有达到造成严重金融风险的程度。
债市的问题可能多一些,大家比较担心债市的泡沫。应该说债市像过去的那种好日子是没有了。但是,由于中国债市的结构特点,风险的管控做得还是比较好的。2017年会出现一些违约现象,但不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总而言之,各种风险存在,而且各种风险正在积累。但是,我相信2017年不会发生特别大的事情。
2017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由于资本外流和外逃压力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上升。我觉得汇率本身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关键是用什么政策加以应对。如果政策应对得当,我们比较可以比较容易的渡过这个难关。如果政策应对不当,会出现问题。
我在去年做了一些调研,深深感到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2017年恐怕也会十分突出。我觉得有关方面一定要想尽办法,通过改革的方法、通过调整政策的方法,使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克服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使它们能够健康发展。我感到中小企业家、中小企业的工作人员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他们是在苦苦支撑,国家应该对他们提供帮助。
201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肯定是稳增长、不求高速度,但要保底线。财政政策肯定是更为积极的,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应该增加国债的发行。货币政策,官方的提法是“中性”,我也不太理解“中性”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感觉今年的货币政策当然不能非常宽松,但也似乎不应该比去年紧很多,应该差不多,甚至要宽松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能稳定经济增长。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中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同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冲突,因为美国在升息。
这个时候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加强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的漏洞肯定会有很多。这是,就应该让汇率有更大的灵活性。汇率的灵活性增加了,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少。
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底线在哪里?我们的政策不能仅仅集中于所谓的打消贬值预期。中国当前汇率政策的思路似乎是稳定汇率打破贬值预期消除贬值压力稳定汇率。应该看到,并不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才出现了资本的外流。当然,作为因果关系的一个环节,这个预期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个预期是源头。
汇率贬值预期确实是导致资本外流和外逃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即便没有贬值预期,由于结构性原因、周期性原因、资本项目原因、经常项目原因、非经济原因、外部原因、更广义的信心原因,都会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恶化,从而形成贬值压力,使贬值预期挥之不去。
人民币贬值压力继续存在是大概率事件。当然,不排除出现黑天鹅事件,导致贬值压力突然消失。
但寄希望于黑天鹅的出现不应成为我们决策的基础。维持汇率的缓慢贬值,可能是所有政策中最糟糕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坐实了贬值压力的存在、强化了贬值预期,刺激资本外流、外逃,同时降低了外流、外逃成本,方便了外流、外逃。
我们现在大大加强了资本管制,但资本管制肯定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肯定还有许多漏洞,很多资金会通过经常项目、贸易项目、资本项目外流。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种压力?就是停止干预外汇市场。
过去我讲“三选二”: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中保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现在我要讲“四选三”:汇率稳定、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家信用四者中我们要保什么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在加强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肯定受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汇率浮动,资本管制的负担就会减轻,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就可以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
对于汇率,我非常欣赏钟伟教授说的一句话,汇率只不过是个价格,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家的储蓄,是我们的国民财富,用掉了就没有了。随着外汇储备的逐渐减少,我们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越来越低,资本外逃的速度可能更快。我们不应该害怕贬值,中国直到现在都是世界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我相信贬值的幅度不是没有边际的,更何况我们有资本管制,停止外汇市场的干预之后,贬值是不会失控的。
如果当局担心贬值幅度过大会导致金融危机,除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外,央行可以设立一个秘而不宣的底线。
例如,不能让汇率贬值超过25%。不要过早入市干预。因为汇率贬到比较低的水平,再想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成本就会相应提高。正如股市从5000点掉到3000点,下行的压力就比较低了。
敌军长途跋涉,当他们打到你城门下的时候,你还未发一枪。你有充足的弹药完全可以对劳师远征之敌聚而歼之。底线是要保住的,但不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为了稳定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而消耗我们的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