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德文 一大代表刘仁静:我写过四篇反共文章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7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最初在物理系预科学习。后来我感到学习物理有困难,在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进了哲学系。
北大那时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自己的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当时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克鲁泡将金的书,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从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时我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让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读的都是英文译本,那时还没有中文版本。
1919年,我作为北大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经王光祈介绍,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王光祈又介绍我去和胡适谈过一次话。我对胡适说,我想看很多的书。胡适知道了我的思想,认为我好高鹜远,他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以后我长时间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我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开的。有一次,我们快开会时,有一个人揭开门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认为是包打听,我们应分散。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
我们便于次日分别去嘉兴,在船上开完了这次会就闭幕。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应确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在北大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时,其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据张国焘的回忆说,刘仁静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谈“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那是我受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在会上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1922年9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他去参加,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铁路工会派王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我们三个人于1922年9月从北京动身,路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之后到达莫斯科,随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说欧洲国家语言,就推我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
在开会期间,我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开完共产国际“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我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1923年4月,与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1923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