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武龙出狱 清逸出尘 浑然天成——读王武龙弥勒作品

中国人以道释为题材作画年代已久。早在魏晋隋唐时期,画家们便以道释题材作画,大凡长于人物画者,几乎都有过画道释人物的记录。这是与文人画家们秉承画以载道、修身养性的宗旨分不开的。

佛教讲究因缘,王武龙与古典人物画,尤其与弥勒佛画像结缘,也是一种因缘,这种因缘,被誉为“翰墨因缘”。在浩如烟海的书画中,画佛教题材者可谓不计其数,这种既饱眼福,又怡情悦性之书画艺术,自然非常人可轻易得之。

因此,王武龙先生对佛教题材,特别是对弥勒佛题材的情有独钟,不可谓不是一种因缘,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主动的选择与追求。王武龙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时所师皆是名家,如林子白、宋省予及杨启舆,学到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

日后,虽然王武龙先生专攻古典人物画,转而入民间艺术传统,特别是弥勒画像,但从他的画中,不难看出这些前辈诸人对他的影响。林子白、宋省予栩栩如生,风骨遒劲,诗意盎然的花鸟画,杨启舆先生宏伟壮丽的大山大水,在王武龙的画面上不时闪现,从而构成了他艺术品格的一部分,这也是他的画异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书画之处。

王武龙的弥勒图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情节性的绘画,一种是情节性的作品,前者以工为主,以细劲圆浑、刚柔相济的墨线勾勒,略施明暗,留出几处高光,弥勒佛形象精谨工细、温润如玉,似德化瓷雕,虚化的背景,无画处皆成妙境。

迥异于一般民间绘画中程式化的弥勒佛形象,显得清新脱俗,体态优雅,没有丝毫臃肿、恶浊之气。从表情上看,则是憨然嬉笑,或抿嘴一乐,不染尘世烟火,一派悠然之境。后者则兼工带写,工极工细,写则大写。弥勒置身于尘世各种环境中,不必闭关苦修,不拘于一般的清规戒律,而是逍遥自在,看风卷残云,看夕阳落日,观飞瀑清流,得清风拂面,可得俗世之乐,而又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役。

在笔墨上,寥寥数笔,墨气笔力,质朴洒脱,神韵情趣,恰到好处,飞白顿墨,灵活不滞,轮廓简化,不求繁杂,神奇跃然纸上;而背景的处理上,更显出了作者传统的深厚功力。

如《明天更快乐》《临流濯足》《倚瀑乐》《仙山鹤鸣》《临流观瀑》《山水情怀》《云游怡》等画作,以山水、树石为背景,远处大山大水,飞瀑丘壑,云雾缭绕,以泼墨写意抒写,营造出清旷空蒙之效果;近景则多以浓墨重线勾勒,墨色皴擦渲染,有时还加入特殊技法,营造出石头坚凝、草木丰茂的效果。

从王武龙先生的画中,如《净心图》《喜爱玉玲珑》《缝乐图》《心悟》《心旷神怡》等,亦不难看出他对花鸟画技法的钻研,常见如梅、兰、竹、菊、松、蕉等,自是不在话下;而鹿、马、驴、牛等,以泼墨简笔为之,则逸笔草草,呼之欲出;至于鱼、虫、鸟等点睛之笔,则生机盎然,得宋省予先生之妙。

值得一提的是,王武龙对国画技法的研究,并不拘于传统的范畴,他认为,传统的笔墨博大精深,取之不尽,但如何让笔墨追随时代,建构新的时代风格,这是新世纪的国画家们理应苦思追索的问题,弥勒图、仕女图等题材虽然是传统的民间题材,但在技法、构图上,却可以推陈出新,自成一家。

因此,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运用传统之皴、擦、点、染、泼、洒、滴、漏等技法外,还孜孜不倦地进行笔墨试验,一些特殊技法如绉纸法、墨色流淌拓印法、破水拓印法等相继出现在画面中,构成了特殊的语汇,丰富了画面语言。

如《倚瀑乐》,近景石头以特殊绉纸毛笔皴擦法为之,表现出石头粗糙、坚凝的效果,而弥勒的袈裟,则用传统国画十八描中的颤笔描法,这样,弥勒肌肤的“柔”、衣着的“蜷”和石头的“糙”,三者统一在画面上,各尽其妙而又浑然天成。

另外,王武龙特别注重画面的协调统一,弥勒佛的袈裟和手携的布袋、草帽,其所用笔法,与山石树木所用笔法,或方折刚硬,或温润秀泽,皆相得益彰,浑融一体。如果没有对画面的掌控能力与相当的笔墨功夫,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王武龙的这种兼工带写的艺术手法,与其多数古典人物画,在技法上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仕女图、罗汉图,还是钟馗、太白、关羽等作品,大多以工细的人物加入奔放、洒脱的写意化、诗意化背景,情景交融。

“夫画者心声也”,王武龙常以弥勒自喻,他与弥勒的翰墨因缘,既是一种自发的,亦是他对人生价值、道德评价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