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大师 陈寅恪与傅斯年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多少感想,掩卷时也必然全都化为一声叹息与一丝庆幸。所叹息者,为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年岁,折损了多少学者、苦难了多少百姓;所庆幸者,为自身至少生长在一个战乱已然平息的国度,烽火不再。
全书厚达四百余页的规格,除了记载两位学术巨人一生的波涛汹涌,也旁及了许多或举世知名,或仅在本门学科传为耆宿的学者。作者岳南,写的虽是陈寅恪与傅斯年,实际上却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清末民初的文史学界概况。
为何岳南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人作为主题?与其说这两人的私交特别好,我倒觉得是作者有意拣选出两名身家背景相似、有着相同立派潜力,最终却各有缘故,而“壮志未酬”、半途倒地的大师级人物。而他们两人选择的道路如此之不同──不仅在于留守中国大陆或撤退台湾问题上,更在于是否任官致仕的选择──却又都是令人唏嘘的收场:傅斯年当仁不让,最终病倒任上;陈寅恪虽欲修身养性专事著作,却无奈遭逢大变,最后竟命丧政治斗争之中。
人不寻事,事却未必不寻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避世之路,终究也在泥流滔滔下消逝无踪。
初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对开头的祖上亲源考很不耐烦。谁的祖宗做了什么事,而与哪位历史名人有了若干连结,之后的徒子徒孙彼此又如何交往。这一类复杂的事迹,若非是对系谱学颇有兴趣的读者,想来难以忍受,但缺了这些功夫,又难以明白文章里那些机窍。
但只要熬过了这些关卡,逐渐讲述到两位大师自身的来往人物时,那些名字可真是闪闪耀耀,直叫人难以闭上眼睛。一时间我有些懵了,这些人物,都同处于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时世之中?那真是一种震撼,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悲伤与叹惋。随着书卷往下,世局变动,际遇变迁。动如参商的二人总是因缘际会的错过,又或仅是匆匆的偶一聚首。
他们的来往,多是透过书信电文。然而信文却非风花雪月,亦非学术见解,而是非常实际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弟告急,乞援。内子病弱,女复如何……那让人看了,喉头都紧了。往广处想,陈寅恪尚且算是有头有脸,有处伸手的名人,那些无名的平民百姓,却又是如何熬过贫病、如何想方设法地逃难?于此,不难明白,当抗日甫告一段落,国共却又起内战时,大众的厌战情绪。
也不难明白,腐败颟顸的蒋家政权与孔宋王朝又是如何地人皆曰可杀。难以明白的,反倒是这些学者大儒为何仍愿跟随国民政府的号召,迈向了一个前殖民地的海外孤岛?
比起陈寅恪,我对傅斯年是感到亲近一些的。不单是因为日日走过傅园、傅钟的缘故,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坐上了那么多位子的傅斯年,他的行事可能不见得总是坦荡荡的。尽管如此,书中所录的一段傅斯年谈话,却是真的让我佩服不已:“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
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尽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这段话,真的让我感受到所谓的高洁情操与远大的视野,并为台大最终能迎来这样一位校长感到骄傲。
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
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
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
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镇压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
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
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地受到挤压。
“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的“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这样一段文字,总让我有些微的违和感。
虽说文字本身属于较感性的抒情文字,在全书的结尾,有这样的联想,实数自然,然而这样的联想,或许却正好显现出岳南对于台湾历史认识的不足。因为台大的椰子树,实际上是在日治时期,为了营造出“台北帝国大学”位于日本帝国领土最南方所应有的热带岛屿形象而特地栽植的。
傅斯年的精神,实际上是透过傅钟每日响起的钟声,代代传递下去的。那上下课时二十一声的钟响,是为了提醒学子们,老校长曾经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余下三小时是拿来沉思的”。
如同傅校长的老师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书其实最忌无条件地信任作者,尤以学术、传记类的作品为甚。作者隐恶扬善,乃是普通,断章取义,亦属平常。虽则如此,作者毕竟还是替读者指明了一条认识的路径。只是,循之而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著书中那些细微的阙漏,以免错过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另一条可供行走的路径。(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