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大宪章 首发制造幻觉的宪法专家张君劢 | 冬川豆

君劢(1887-1969,江苏宝山人)出身宝山儒医家庭,十六岁应宝山乡试中秀才,次年转到江南高等学堂。1906年,他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结识了梁启超和张东荪(1886-1973,曾为进步党、研究系骨干,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受维经斯基邀请参加组党,但退出。在科玄论战中支持张君劢,后一道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抗战后期向中共靠拢,最终与张君劢分道扬镳。1951年卷入“美国特务案”。死于秦城监狱)。

他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约翰?穆勒议院政治论》和《论今后民党之进行》,奠定了他在立宪派圈内的最初声誉。立宪派和革命派正在争夺东京留学生的支持,文斗、武斗兼而有之。研究与实行之间的距离不可思议地缩短了,超过了当事人自己的期望。

由于康梁和慈禧太后的私仇,保皇党在国内无法公开活动。梁启超机智地想到,换马甲可能是个好主意。敏感人物隐身幕后,徒子徒孙前台活动。张君劢身为立宪派第二代的种子选手,自然当仁不让。

1907年,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成立。张君劢以发起人身份致辞,张继和大批同盟会员赶来砸场。革命党人大骂“马鹿”,立宪派纷纷落荒而逃。这场武斗似乎预示了今后几十年的历史进程,胜利很少属于缺乏战斗意志的一方。

政闻社的路径是依靠肃亲王和各省士绅的支持,发动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同盟会的路径是依靠黑龙会和帮会豪杰的支持,发动排满革命。朝廷对两者都不能容忍,实际上等于偏袒后者。因为请愿的成功依赖于双方的同意,革命只需要单方面的决心。

张君劢之兄张公权(1889-1979,图左)与妹张幼仪(1900-1988,图右,徐志摩第一任妻子)

hhh1909年,东京立宪派成立了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调查会的宗旨是配合各省士绅的筹备会议,向朝廷施加舆论压力,争夺新政的路径主导权。朝廷所谓的立宪,其实是满汉勋臣子弟企图收回湘淮军士大夫篡夺的权力。九年立宪计划的关键不在于太快还是太慢,而在于路线图是根据亲贵培训计划量身定制的。

李鸿章和袁世凯的集团能够架空朝廷,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了“与国际接轨”的要害渠道。僧王(僧格林沁,1811-1865)和端王(爱新觉罗?载漪,1856-1922)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他们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小圈子。

长此以往,大清势必落到冬虫夏草的下场。朝廷经庚子之变,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亦非昔日土鳖。亲贵立宪派决心逆转保守-八旗和革新-汉官的格局,自己承担“与国际接轨”的重任,使后者无牌可打。

皇族组阁,八旗组成禁卫军,满洲子弟留洋学习政治,汉军子弟留洋学习军事,都需要时间。等到他们学成回国,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袁世凯倒台只是第一步,吴禄贞蓝天蔚之流只是过渡,代幼主看守门户而已,最后一步必然会将乾隆爷的美好时代和威廉皇帝的美好未来结合在一起,将丧失利用价值的前团结对象扔进历史垃圾堆。文人或许会让革新的立宪的标签糊弄过去,湘淮以来的各省实力集团却不是白痴。

清末的分离主义兴起,不可能没有他们的默许。朝廷如果做得过分,这种隐含的威胁就会变成现实。上海《时报》发表的《论满洲当为立宪独立国》直接针对宫廷集权的立宪新政,提出各省分立的立宪新政,实际意义就是抢夺立宪这面似乎颇有吸引力的大旗。

梁启超赶紧宣布支持联邦制,正如孙文重申支持美国的合众政府。梁启超和孙文的门徒随即跟进,欧榘甲(1870-1911,广东归善人,康有为门生,1902年著《新广东》,主张广东独立)与杨守仁(1872-1911,湖南长沙人,受《新广东》影响撰写《新湖南》,主张湖南独立)规划了广东和湖南的“独立自治”方案。

张君劢是谘议局事务调查会的灵魂,在报告书中阐述了朝廷所有反对者的最大公约数:以现有的地方士绅为选民团,首先筹办各省立宪;在新军新政的干部培训完毕以前,由各省谘议局产生议院。

这是一个“绝地大反攻”的方案,能够同时满足北洋旧人和张园名流的欲望,只有泽公(载泽,1868-1929,满洲正黄旗人,出洋考察五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个,历任度支部尚书、筹办海军事务大臣、纂拟宪法大臣,宗社党要人)、荫昌(1859-1928,满洲正白旗人,清末陆军大臣,武昌首义后率军南下镇压,北洋军不听指挥,清廷只得起用袁世凯)和哈汉章(1879-1953,回族,河间人,祖上为雍正时平苗名将哈元生。

《民国纪事本末》:“中级军官培养,好选勋臣子弟,如哈汉章之受公费,以其先人哈元生故。

凡百举措,皆以破洪杨以下督抚外重之局。”)的集团满盘皆输。后来的历史大体从这条路径展开,尽管从纯粹技术角度讲,前者的西学和新学在后者面前只能算半路出家的速成班。张君劢是优秀的政治精算师,却没有多少宣传鼓动家的才能,在这一阶段已经流露出来,到晚年也没有改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