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军事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本名嘉森,君劢是他的字,又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生于江苏嘉定县。6岁启蒙读书,12岁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学及外国历史,同时在国文老师的指导下,读“三通”,作策论。

1902年,他16岁时参加了宝山县县试,考中秀才,翌年春,他又考入马良(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拉丁文及西方的哲学与历史。

      张君劢在震旦学院学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由于家里交不起高额学费,他只好中途退学,转入收费不高的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但不及一年,就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除名。不久,经友人介绍,他到了湖南,先后到长沙明德学校和常德师范学堂任教。

      1906年,他被宝山县保送到日本留学。是年秋,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初入预科,不久转入大学部。本来宝山县给他的公费,是叫他学理化,然而他对理化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法律和政治学。

入经济科,违背了宝山县送他留日的初衷,于是半年后宝山县便停止了他的公费,他只好以给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写稿来维持生计。但不料1907年冬《新民丛报》停刊,他的经济来源告断,不得不求助于亲朋,靠每月亲朋资助的13元钱生活,十分清苦。

然而就是在这样清苦的生活中,张君劢开始了他与现代学术的正式接触。张君劢在求学的同时,也没有忘怀政治,1907年他应梁启超之约,参加创建“政闻社”的活动,并担任“评议员”,次年又代表政闻社返国发动宪政运动,因触犯清廷,随即返回日本继续其学业。

      1910年夏张君劢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不久回国。回国后,张君劢参加了清政府为留学生举行的考试。该次考试重视工科,张持的政治学文凭只能以70分纳入所试各科,平均计算。

他自认此次考试无望。然考试的结果却使他喜出望外,各科竟得满分。主考官为示奖励,将他的文凭从70分增至为75分,这样平均计算的结果,他得了个优等。1911年清廷根据所考成绩,授予张君劢翰林院庶吉士。他非常高兴。

      然而高兴劲还未过,就爆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开始了。于是张君劢回到宝山县任县议会议长,并先后与其弟张嘉?等共同发起成立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从事政党斗争。1912年10月,国民协会、共和讨论会与其他政治团体联合成立民主党,张君劢又被选为民主党常务委员。

1913年初,他因公开撰文批评袁世凯政府的内政外交,受袁迫害,被迫去了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15年底,袁世凯利令智昏,公开复辟帝制。这一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因受迫害而流亡海外的张君劢也积极投入反袁斗争。

      他在伦敦《每日先锋报》上撰文,抨击袁世凯变更国体之非。云南独立后,他又应梁启超的电召,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立即启程归国,襄助反袁起义。

1916年4月他回到杭州,因已宣布反袁独立的浙江督军吕公望的挽留,他没有按计划转赴云南,而是留在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领导反袁斗争。旋兼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不久(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是年冬,张君劢根据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分析,认定德国必败无疑,于是力主对德宣战,并将《时事新报》主笔职务交张东荪继任,自己则北上,四处游说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张君劢主张对德宣战的目的,是想借此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因参战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他本人也卷进了这场风波之中,成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在政治上被北洋军阀排挤下台的梁启超决定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并邀张君劢、丁文江等人作为助手同行。

翌年2月,梁启超一行到达法国巴黎。由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要求被无理否决。中国外交努力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坚决要求北洋政府不在和约上签字。

本来张君劢是满怀对巴黎和会的希望来到巴黎的,而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他深切地感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国家本身如无强力,所谓外交只能是一句空话,国际公法更属具文。因此,他决定不再读那些无用的国际法的书,而要“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或者是道德力,或者是知识力,或者是经济力”,专在这些方面尽自己的“心力”。

      巴黎和会后,张君劢与梁启超等人带着一种因中国外交失败而产生的痛苦心情离开法国巴黎,到欧洲其他地方参观访问。途经德国耶纳时,他们拜访了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倭伊铿待人的真诚使张君劢大受感动,并因而萌发了“研究他的哲学的兴趣”。

因此,待梁启超等人不久回国后,他便移居耶纳,师从倭氏专攻哲学,有时也去巴黎听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课。如是者两年,直到1921年底,他才陪伴应邀来华讲学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离开欧洲回国。

      1922年1月,张君劢回到上海。同年5月,他应邀出席“八团体国是会议”,并受会议委托,起草《国是会议宪草》。《国是会议宪草》是中国制宪史上第一部纯粹由个人受民间团体的委托而草拟成的宪法草稿,张君劢本人也因此而成了著名的宪法专家。

不久,他又作说明《国是会议宪草》的理由书《国宪议》。在《国是会议宪草》和《国宪议》中,张君劢设计了一幅国家基本蓝图,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宪政思想和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

      《国是会议宪草》公布于1922年8月。次年1月,张君劢应梁启超邀请,偕同杜里舒北上。2月14日,他到清华学校向该校即将出国的留学生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人生观具有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和单一性五个特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也”。

由于张君劢在演讲中极力否定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作用,强调主观意志的绝对自由,宣扬和提倡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引起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的不满。

      丁文江认为科学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不能支配人生观,那科学还有什么用处?于是,丁写了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思想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或“科学与玄学论战”)。

继《人生观》之后,张君劢又先后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之评价》等论战文章,进一步就他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作了阐述。由于张君劢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大力提倡“玄学”或“新宋学”,被人称为“玄学鬼”。

      1923年9月,张君劢应江苏省省长韩国钓的聘请,自北京抵上海,主持创办“国立自治学院”。两年后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张任校长。北伐军攻占上海后,由于张君劢长期追随梁启超反对国民党,加上他又拒绝执行国民党要求各校念“总理遗嘱”的命令,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关闭。

      1928年初,他联合青年党的李璜,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秘密刊物《新路》,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新路》出版到10期,被国民党查禁。《新路》被查禁后,他义务到中国青年党干部训练学校-“上海知行学院”-讲学,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

不久被国民党绑票。释放后,因在国内人生安全没有保障,便于1929年秋去了德国,在耶纳大学讲中国哲学。这一去就是两年,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才回到国内,任燕京大学教授。

      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4月,张君劢联合张东荪、胡石青等人,在北平秘密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创办了一份《再生》杂志。在《再生》杂志的创刊号上,张君劢、张东荪和胡石青三人以“记者”的署名,发表了《我们所要说的话》,全面阐述了国家社会党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主张,并提出98条纲领。

他们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修正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在教育上变放任教育为“有计划的教育”。

其主张的实质是要变专制独裁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变思想统制为思想自由,同时在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1934年7月国家社会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君劢被选为总务委员和总秘书,成了该党的领导人。

      在创建和领导国家社会党的同时,张君劢为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以应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翻译和出版了德国哲学家菲希德(-现译费希特)在拿破仑称霸欧洲、占领德国时,不顾个人安危,对德意志民族发表的爱国主义演讲词。

1935年和1936年又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和《明日之中国文化》两书出版。在前一书中,他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的基本原则,提出要发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提高民族的自信力。

他还特别强调了学术创作对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认为学术界应承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在后一书中,他探讨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析了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发展和特征,考察了中国过去三千年的文化史,分政治、社会、学术、宗教和艺术五个方面对中国过去文化作了一总的“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未来文化的主张,即以“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为中国未来文化的“总纲领”。

该书是他的一部很重要的文化哲学著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君劢积极投身抗战,他与毛泽东、胡适、梁漱溟等16人一道被国民政府聘请为“国防参议会”首批参议员。1938年4月13日,他代表国家社会党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副总裁汪精卫交换文件,表示拥护国民党抗战。

从此,国家社会党乃由秘密组织而公开活动。不久,“国防参议会”改组为“国民参政会”,他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在1938年7月6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以高票当选国民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闭幕不久,1938年8月张君劢的另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立国之道》在桂林出版。就其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张君劢对自己30年代初以后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张的系统整理和总结。

      书中的不少章节在以前发表过。

      一年后,张君劢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在云南大理才村宣告成立,尽管民族文化书院只存在两年时间就被蒋介石下令关闭,但它的成立,是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它成立的前后,另两位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了复性书院,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钢碑创办了勉仁书院。这三大书院的宗旨都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振书院制度下的人格与生活教育,以培养新儒家的接棒人。

      蒋介石关闭文化书院的原因,是张君劢积极参加了1939年兴起的第一次宪政运动,此后他又与梁漱溟等人一起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并被选为同盟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推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这对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同盟成立不久,作为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的张君劢就遭到了国民党人报复,不仅他创办的文化书院被关闭,他本人也失去了自由,被软禁于重庆汪山达两年之久,1944年9月才恢复自由。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张君劢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继续在国外考察美国和英国政治,直到1946年初才回到国内,作为民盟的九位代表之一,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并为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参加过此次会议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在大会小会上,各党派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展开了激烈争论。

国民党从维护一党独裁的立场出发,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以“五五宪草”为宪法蓝本,民盟、共产党和青年党则倾向于英美式宪法,“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当时的宪法之争,实质上也就是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之争,而解决争论的关键,是如何使这两种宪法得到折中调和。

正当大家为此争论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即把国民大会从有形改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设国民大会;同时,以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只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立法院有权对行政院投不信任票,行政院有解散立法院、重新进行大选之权;限制总统权力,使他仅仅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不负实际政治责任。

张君劢这套方案的实质,用梁漱溟的话说:是要“把立法院变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院长相当英国首相”。张君劢提出的这套方案得到在野各党派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各方达成了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

      政协会议闭幕后,张君劢又根据十二条原则,草拟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后来这部宪法草案经国民党单方面修改后,被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制宪国大所通过而成为根本大法。尽管因国民党单方面的修改,使这部宪法在不少方面违背了政协通过的十二条原则,但与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这部宪法或多或少有它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后,张君劢又着手另一件大事,即他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海外的中国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8月中旬,两党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两党合并案以及临时组织法和政纲,张君劢被选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

8月29日,他代表民主社会党致函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表示民主社会党继续与民盟合作,是民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他以民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民主社会党党魁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民主社会党成立之日,也正是中共、民盟与国民党围绕是执行还是违背政协通过的有关决议而展开激烈斗争之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君劢和他领导的民主社会党能坚持民盟的政治立场,这就是:国民党不全面履行政协决议,不停止内战,民盟就不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制宪国大,不谈改组政府。

但到了1946年底,因各种因素的作用,张君劢自食其言,违背自己的一再声明,率领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制宪国大(他本人没有参加),不久又同意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所谓改组后的政府。

张君劢和他领导的民社党因违背民盟政治立场,而于1946年12月24日被民盟令其退盟。此后,他更变本加厉,拥护《戡乱动员令》,支持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政策,而于1948年底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君劢离开大陆,去了澳门,开始过漂泊的流亡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

      1949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张君劢自香港飞抵新德里,开始对印度各大学的巡回讲学,其英文讲演稿存于那格博士(曾与泰戈尔同访中国)手中,后由印度协会付印出版。

      张君劢在印度前后呆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51年12月16日离开印度,途经东南亚各国,于翌年3月23日回到香港。4月25日自香港启程赴美。这是他第三次作新大陆之游。与前两次不同,此次赴美有一种“花果飘零”之感。5月初,张君劢经日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从此在美国定居下来。

      来到美国不久,张君劢出版了他用英文写的《中国的第三势力》(TheThirdForceinChina)一书。此书写作于他在印度讲学期间。在此书中,他检讨了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方面的历史,分析了共产党成功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并对中国的现状及其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首先,他认为,“两个政府(authority),一个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一个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必须在现阶段维持其存在”,以保存非共产党中国的最后据点,作为“自由中国”的象征和中国人民“重获独立自由”的希望。

其次,他提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解决不了中国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后来他对未来中国的主张基本上以此为依据。

      张君劢到美国后,天天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着手写作他在印度讲学时就已做了计划的《新儒家思想史》。在写作《新儒家思想史》的同时,他还撰写了不少比较中外文化之长短得失的文章,并拟汇编为《学术思想自主》一书正式出版。

      1954年4月,因经济所迫,他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之聘,离开华盛顿,到美国西岸研究中国大陆问题。在此期间,他还应旧金山华侨的邀请,于孔教总会讲演《义理十讲纲要》,后来讲演稿由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史丹福的研究工作年底结束。1956年1月,张君劢又在旧金山《世界日报》找到一份工作,担任该报社论撰述。《世界日报》为旧金山华侨领袖李大明所办。张君劢担任《世界日报》社论撰述两年中,共撰写社论87篇,后由邹自强编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一书,于1959年1月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在此期间,《新儒家思想史》的写作工作从未停止。1957年和1963年,该书第一卷(上卷)和第二卷(下卷)英文本在美国先后出版。这是他儒学思想新发展的代表作。全书共分32章,约6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自唐代历经宋明以迄清末民国的思想史或哲学史。

      1958年元旦,为纠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并重新奠定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和文化立场,张君劢联合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洋洋四万余言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称《中国文化与世界》或《文化宣言》)。

      《文化宣言》发表后不久,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廷艳邀请张君劢去南越西贡大学讲学,而此时他正好获得澳大利亚孟氏基金资助,于是自7月20日起开始做环球讲学和旅游。他先后到过德国、印度、英国、意大利、南越、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直到11月22日才回到美国。

他将此次环球讲学的稿子汇编成《儒家思想之复活》一书出版,在为此书所写的“自序”中,提出“以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为“今后中国文化发展之途”。

      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病死于美国旧金山,终年83岁。(郑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