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后勤运输部副部长刘玉堂少将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刘玉堂活跃在万载小源一带,和陈寿昌、谭启龙、徐彦刚等同志领导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敌人经常出兵“围剿”,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撤进深山密林中坚持革命。下雨时钻进石岩下躲避,晚上经常在大树底下过夜,几乎天天行军打仗。

当时他有一匹马,情况危急时,他总是把马让给伤员骑,和战士们坚持到最后转移。在连续的战斗中,他三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和肺部,他昏迷了几天几夜,战友们难过地为他准备好了“寿材”,然而他在后方医院里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有一天,他正在医院养伤,敌人突然摸了上来,警卫部队也被打散了,他无法行动,只好咬紧牙关,爬进医院屋后浓密的竹子丛中,没吃没喝,藏了一天一夜。

直到敌人走后,当地群众才从竹子丛中把他背回家,给他穿上衣服,煮红薯给他吃,随后把他送回游击队。回忆起这件事,刘玉堂常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老百姓给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脱离了群众,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游击战争中的一年除夕,虽然条件非常艰苦,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还是决定让游击队们聚一次餐,吃一顿年夜饭。

 当时找到一个“香菇客”丢弃的草棚,铺开一块布当餐桌,端上来的饭菜只有两道——油炸豆腐和蕃薯饭,面黄肌瘦的干部战士们动手大吃起来。刘玉堂的胞弟刘启兰在省委当通讯员,当时才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贪吃的年龄。

听说晚上过年,就憋足劲想大吃一顿鸡鸭鱼肉,解解馋,而当他看见桌上摆出的饭菜就傻了眼。没有鸡、没有鱼、没有酒、没有肉,这算过什么年呀!于是蹙眉皱额摇头叹气地发牢骚说:“过年,过年,叫花子也有一个年过。

我们吃这种东西,连叫花子也不如!”刘玉堂一看发牢骚的竟是自己的弟弟,顿时大怒,指着弟弟的鼻子说:“你说什么混帐话!莫以为你是我的弟弟,就可胡言乱语。我是带你出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你要再说涣散军心的话,造成了恶果,我照样枪毙你!”吓得刘启兰马上承认错误,做了检讨。

 吃过年夜饭,刘玉堂对全体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越是艰苦的时候,越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我们游击队里大家过一样的苦日子。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长官,靠克扣军饷发横财。我们的经费是老百姓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虽然我们打土豪没收了一些银元金条,那是党的活动经费,必须留着用于革命事业,不能用来大吃大喝花掉。我们个人没有贪污。不信,看看我的口袋,都开了‘天窗’。”说着,把自己的四个口袋翻出来给大家看,果然个个都裂了口子。

这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接着刘玉堂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干革命就要准备吃苦,我们随时要想到群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包括金钱的牺牲,享受的牺牲。谁没有革命的坚定信念就可以声明吃不了苦,来去听众自由。

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叫‘多手指’的叛徒,他就是吃不了苦才逃下山的。他到国民党那里当了一条走狗,还扬言要活捉我们。老百姓骂他,我们恨他。我们一定要找他算帐。大家想想走这样的路、做这样的癞皮狗光彩吗?”

 经过一番教育,游击队员们提高了觉悟,坚定了坚持斗争的信心。春去秋来,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联合国民党抗日,刘玉堂担任中共湘鄂赣省驻武汉和平谈判代表,率领游击队下山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在湖南平江、江西修水一带游击区域活动的中共湘鄂赣省委,从报刊上得知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消息后,发表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号召湘鄂赣边区各党派、各军队消除成见,共同抗日。8月下旬,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和黄耀南前往武汉,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董必武出面,任湘鄂赣省驻武汉和平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举行谈判。

8月29日达成协议,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每月发饷一万元。委任傅秋涛为司令,刘玉堂、罗世忠为副司令。从而形成了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无情胜有情

 1958年,刘玉堂的家乡上社公社(现在是长冈乡),提出了“实现车子化,扁担回老家”的口号,全社社员热火朝天地修公路。他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几千年来肩挑手抬的劳动方式,奔向机械化。

 在当时的条件下,修路容易买车难。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的双手,可以修条公路,可要买辆汽车需要几万元资金,就不那么容易了。公社干部做梦也想搞到一辆汽车。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曾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车管部部长的刘玉堂将军。

以为他官高权大,直接掌握汽车的,他送一辆汽车给家乡,是一件简单的小事。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玉堂的弟弟刘启兰,想叫他去一趟北京。

谁知刘启兰一听,连连摆手说:“难,难!我哥哥一向大公无私,坚持原则。这是国家与集体的关系。他掌握的是国家的财产,而我们是集体,他处处为国家节约,决不会把国家财产毫无原则地送给我们小集体。”刘启兰断定刘玉堂不人答应。公社干部们不相信,还是派人去了北京,结果真的空手而回。这一来,便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开了:“刘玉堂官做大了,便把家乡给忘了。

 热饭热菜好吃,冷言冷语难听。刘启兰听了心里很不好受,似乎压上了一块石头。后来,刘玉堂调任武汉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刘启兰去武汉看望他时,便委婉地把家乡人的风言风语告诉刘玉堂。同时,也请求他适当地帮助家乡发展生产。

刘玉堂回答说:“我们家乡是苏区模范县,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牺牲。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支援家乡建设,也是应当的。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里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机会我一定尽力而为。”

 过了不久,上社公社的大院里,突然开来了一辆绿色军用汽车。不仅有驾驶员,还有修理工。他们俩人都带着行李,准备较长时间住下来。原来,刘玉堂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部队有一批退役的军用汽车。有的性能还比较好,可以继续使用。

这批汽车处理价只需原价的百分之几。刘玉堂就抓紧机会,代上社公社买了一辆。他估计公社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所以特地在武汉动员了两名经验丰富、技术高明的师傅,请他们帮助公社带好徒弟,培养出人才后再回武汉。

名师出高徒。现在,长冈乡不少开车的、修理的高手都是这两位武汉师傅的高足弟子。每当这些高足弟子活跃在运输线上,为家乡建设发挥聪明才智时,家乡人们都感激地说:“刘玉堂将军真是帮忙帮到底,不仅为家乡送来了汽车,而且还送来了技术。”

 三.将门出匠人

 刘玉堂一生以艰苦朴素为荣,节俭清廉为乐。建国后,环境好了,地位变了,但他的革命本色依然如故。他担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是个名符其实的“财爷”,掌管大批军用物资、运输车辆和各种军需军费,但他从不马虎,领导制订出一套财务管理制度,严令下级不得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分款分物。

人们称他为铁面无私的好管家。他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七十年代,他最小的儿子要办婚事,需要更新换代一些家具,他的老伴准备了一笔钱,打算从商店里购买一套既时髦又讲究的新式家具。结果遭到刘玉堂的反对。他不是单纯为了省几个钱,而是不想在儿子婚事上大操大办。

他别出心裁,提议亲自动手制家具。小儿子刘京胜对父亲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说:“爸爸,那就你做场外指导,我来动手好了。”刘玉堂拍拍刘京胜的肩膀说:“很好,借此机会,我检查一下你的手艺学得怎样。”原来木匠出身的刘玉堂当了将军后,在业余休息之际,还时常重操旧业,刨刨削削,还带着小儿子学会了一手木工的绝活,星期天儿子放弃休息,为制作这些家具累得满头大汗。

别人看了不解地说:“将军的儿子有福不晓得享,何苦亲自动手制家具?”刘玉堂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怎么不可以呢?将军的儿子也是普通劳动者。毛主席常教导我们‘老干部不要留金银财宝给后代,应当把光荣的革命传统传给后代’。”

 刘玉堂小传

 刘玉堂(1913—1980)原名刘金启。江西兴国人。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历任通讯员、班长、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10月调任共青团(少共)兴国县委书记。1932年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巡视员、会昌县委书记、宁都广昌县委书记。

1933年1月,调任江西省少年先锋队省队部省队长。五月兼江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同年10月,被团中央局派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担任共青团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

1935年1月改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1936年2月,调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十六师政治委员,并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参与领导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

 1937年8月,担任湘鄂赣红军驻武汉代表,参与谈判将红十六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团。同年底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当班主任。1939年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晋西南巡视团团长。不久改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事体育部副部长。1945年4至6月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历任团长、大队政治委员、直工部部长、东满兵站部政治委员、东线后勤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和进军中南的后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后勤运输部第二部长,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1951年8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为保障对前线不间断的供应做出了贡献。1953年4月回国,任中南军区后勤车管部第二部长。1955年9月改任武汉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

 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