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周榕 清华教授周榕:城市化目的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主持:谈城市化的问题,此前经济学家或者专业人士解释很多,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发表的见解相对较少,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能由不同专家来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最新一个提法是“节约型社会”,是国务院发的最新的一个文件,这也是和谐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个对策。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教授,谈谈在城市化过程中,什么因素是比较关键的?希望从各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周榕:面对周教授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专业的办法,通过在城市层面这样的一个对策,实现社会正义,达到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目的,我觉得确实值得搞城市规划、搞设计的人士思考。我想周教授刚才谈到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义一个规划理论形成初期所面对的问题。

19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很多人正如周教授所讲到的一样,在城市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想,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阳光、清洁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所提供出来的原则。这个原则经过现代一些大师演绎、发展和战后的实践,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成为了现在规划和管理以及立法的一个基本依据。

结合刚才提到几个问题,到底是制度层面、经济层面还文化层面,到底是什么层面出了问题?或者哪个层面对城市影响大?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落实到今天中国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到底哪个层面的影响更大。在我个人看来,城市完全是各个方面利益集团的综合体。首先要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制度层面的影响更大一些。

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变到现在这个面貌,一个非常枯燥的城市环境,一个恶劣生存质量,实际上我们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反思。今天中国城市资源分配制度,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但是在城市根本性资源,诸如城市土地空间上,按照一套名义上非常严格的城市规划条例和原则进行分配,而实质上这其中有很大的个人能够操作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中,会出现种种的弊端和漏洞。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进行城市资源配置,我认为很难达到真正的城市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实际上与过去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一样,通过一个城市,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控制,不能解决资源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配置效率,这是我的基本观点。所以要想提高中国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以及达到一个最佳资源组织的结果,必须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惯性。

实际上,城市资源虽然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政府权利过大导致的根本配置上的极端不公,正是导致我们现在问题的最大根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充分博弈,才可以达到城市资源公正和高效的配置。

这些是制度层面上必须突破的,如果不突破,还是固守城市规划的管理条例,把对于城市命运非常重要的权利,集中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一定会产生城市的腐败,也会造成种种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制度层面是第一位的。

主持:周教授说的非常有意思。刚才休息的时候,清华大学老师问周老师,社会学家批评是非常强烈,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那么到现在讲,物质平台上面对精神造成安慰这么一个归宿性的问题,所以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一个支柱。高速不能避免,不然的话,那么多农民觉得不公平,那么在现实中,最重要是什么,我希望可以听到周榕老师从国外或者从中国现实中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周榕:关于城市化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全世界都没有答案,西方虽然发展比较早,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所谓的城市理论,所有城市规划体系在我们现代城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提供一个好的范围。

我觉得在城市规划,要破除“乌托邦”的模式,经过将近一百年现代城市探索,发现“乌托邦”理想站不住脚,当然法西斯是“乌托邦”,或者其他什么主义。“乌托邦”可能有特例,但是这个特例已经不是我们那种不同式“乌托邦”,在小范围内有可能实现,这是我下面要讲一个对策的问题。

我觉得城市的“乌托邦”,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功的,尤其越大的城市越不可能成功,我刚才讲过,城市是极多利益团体的综合体。形成聚落,在这个聚落里面,每一个个体非常不同,所以很难用一个普遍的模式,一个宏观的模式概括他,所以对于中国城市讲,有两个“乌托邦”特别危险:第一个就是“乡愁式的乌托邦”。

比如说怀念小的时候多好,实际上从我的经验看,有一系列数据证明从物质角度看,城市条件远远高于过去。比如说公共卫生设施,包括居住的条件,80年代初北京人均居住40平米,周教授讲的我绝大部分我是同意的,但是现在在这样一个城市化,剧增的人口压力和种种带来社会压力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还要在回到我们所谓的“乡愁乌托邦”是极端不现实。

第二个就是所谓“现代化乌托邦”。在面对我们如此复杂现实的城市说,也是非常不现实。我们所谓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这样一套体系就是建立在“乌托邦”梦想之下的。用这样的“乌托邦”模式,只能采用同一个标准,去消除非常活跃活的现实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乌托邦”,已经消灭了一些最有活力的地区。比如说秀水街,在两个星期之内全部拆除,取而代之是符合我们种种规范的两个大厦。仅仅因为不符合消防标准就把这个秀水街拆了。乌托邦给现代美丽城市的摧毁是非常严重,而且是不可复活的。

针对刚才各位谈到这么一个高速发展,在时间上我们没有任何余地的城市化进城,其实我提出的对策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实际上,我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第一个就是把城市不能用统一办法来营造我们的城市,一定要用多样化的办法,对于城市我们要放弃整体城市“乌托邦”的梦想,我们要承认城市是有差异的,城市的丰富是存在的多样性,我们对城市生活的不同理念,允许城市中,充分表达出来。

包括周教授这样的理念,都允许在城市里面统一时间出现。

人类历史上事实证明,如果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梦想不管是以多么高尚的名义出现,只要试图消灭别的弊端的思想,就一定是邪恶的,是一个真正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不是说反对周教授,只是说,应该允许更多。也允许地产商项目出现,也可以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是在某一个城市最高端这样的人灵机一动,我们城市面貌就此改变。我们对城市绝对不能采用自上而下的营建。

还要分小我们一次性建设和规划所内控制的区域,在这个意义上,非常反对大盘,一次性三百万平米的项目等等。这会对城市带来的及其可怕的后果。所以我认同这样的策略,用空间代替时间。在分权结构和分区结构下面,我们城市即使有毛病及也会有很多空间,有很多活力和魅力的地方涌现出来。这些是我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