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七言诗艺术分析

   孟浩然(公元689年——740年),或曰名浩,字浩然,以字行。襄阳 (今湖北襄樊)人。他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山水田园诗成就显著,同王维并称“王孟”。李白《赠孟浩然》诗曾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遣兴五首》之一也赞赏道“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解闷十二首》之一:“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对孟浩然的人格和诗歌都大加赞赏,可谓评价颇高。

在孟浩然现存的260多首诗中,绝大多数为五言诗,七言诗仅17首,其中七言古诗6首:《夜归鹿门歌》、《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送王七尉松滋得阳台云》、《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高阳池送朱二》、《长乐宫》;七言律诗4首:《登安阳城楼》、《除岁夜有怀》、《登万岁楼》、《春情》;七言绝句7首:《过融上人兰若》、《凉州词》二首、《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济江问同舟人》、《送杜十四之江南》、《初秋》。

孟浩然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五言诗,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就赞曰“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但在七言诗中,则艺术成就不一,受到他人诟病的也多是这些诗。其实孟浩然的七言诗中,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有一些和他的五言诗一样,同样体现其诗歌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也是不能讳谈的。

 一、自然流畅的艺术风格

   孟浩然的七言诗,极少在语言上刻意雕琢,大多似脱口而出,甚至有些口语化,所以读起来平易流畅,毫不拗口,如《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

昔时风景登临地,今日衣冠送别筵。

闲卧自倾彭泽酒,思归长望白云天。

洞庭一叶惊秋早,濩落空嗟滞江岛。

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同时自陈失意,表达希冀援引之情。开篇“昔时风景登临地,今日衣冠送别筵”,就极简单、极平易,又是极自然地引入正题。“昔时”、“今日”,都似日常口语一般,用在诗中恰恰点明了光阴已逝、物是人非;接下来自陈隐居的闲情逸致,借陶渊明的典故表明心迹。

但家乡万里,思乡之情实难掩饰,只能遥望天上的白云以寄托相思;不想又是一个秋天到来,“惊”、“早”二字都字表明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惊讶和感慨。而自己却功名无成,不能归乡,仍然“滞江岛”,一种漂泊无奈的心情油然而生;诗人又不甘心一事无成,现在借送别友人,表达自己的愿望。

结尾的“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更似唠家常一般,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希图出仕、渴望援引的心情,希望“朝廷当世人”能予以提携,使自己有朝一日能重回京城,“重见长安道”。

通篇送人、抒怀,毫不见精工雕琢的痕迹,不做作,全凭真情自然流出。皮日休《郢州孟亭记》评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

”刘辰翁《孟浩然集·跋》亦评价:“生成语难得,浩然诗高处,不刻画,只以乘兴。”可谓抓住了孟诗的特点,“不拘奇抉异”、“不刻画”,正说明孟浩然诗歌追求语言的平淡自然。

另如《登安阳城楼》一诗,写登临游览,感叹自然山水之妙,不刻意使用华词丽句,在对自然的描绘当中,将读者引入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初秋》全篇更是口语化,将初秋之夜诗人那种独特的感受,那一丝无奈与一抹凄凉准确地表达出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曰“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准确说出了孟浩然追求平易诗风的特点。

孟浩然一生都在为寻求入仕而奔波,生活的困顿使他备尝艰辛,因此在他的诗中很难有那种昂扬向上的激情,更多的是平淡自然的情感流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是他亲身体验到的真实生活的反映,而非象有些学者所言“在盛唐的富庶繁荣的社会里,那些大官僚地主,或者在政治上受了某些挫折,或者在思想上受了佛道的影响,退居田园,优游林下,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的超脱,田园山水便成为他们灵魂活动的小天地,便成为他们诗歌中的主要题材。

”[1]孟浩然一直为能够入仕而奔波,同谢灵运、王维这些厌倦了官场生活的人不同,山水田园就是他经常生活的场所,他对此是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

由于生活经历、身份的不同,面对山水、田园的心情自然也不同,景物是客观存在的,是创作主体赋予它以情感。

孟浩然将自己的失意寄托于山水,将自己的情感释放于田园,毫无做作之态,“无意求工”而自“工”,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盛唐追求建功立业的洪钟大音之中,孟诗则犹如涓涓细流出山间,清新流畅,沁人心脾。

二、抒情写景的内在逻辑顺序

   孟浩然的七言诗,并不是大开大阖、天地古今地联系起来,也不用跳跃性的思维,经常是娓娓道来,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意写的,其实是有自己内在的逻辑顺序的,如《夜归鹿门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开篇即写听觉——“山寺鸣钟”,继而视觉——“昼已昏”;因为天色已晚,行人都急于赶路,所以才有渡头的“争渡”,才有众人的“喧”。诗人随人流而去,上船回家,“余亦乘舟归鹿门”。接下来写回到鹿门之后,经过“庞公栖隐处”,想起东汉时期襄阳著名的隐士庞德公;诗人油然而生一丝归隐的念头,也想归隐家乡,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幽人”。

全诗通篇是按照诗人感官的逻辑顺序而写,按照自己的行程及所见所感而写,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展现给读者,流畅自然,毫无滞涩之感。

读者仿佛是跟随诗人经历了一次旅程一般。叶燮在《原诗·外篇下》九中批评曰:“孟浩然诸体,似乎淡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色都无。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

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其实孟浩然的诗歌虽平淡,口语化,但和“冲口而出”是不一样的,孟诗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线索的,他并不在诗中展示学识,不旁征博引,而是以极其自然的手法写出来,是诗人追求平淡自然诗风的结果。叶燮的批评实有些教条,更不应将开“后人胸无才思”之端的帽子戴在孟浩然头上。

另如《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前十句写送别之地鹦鹉洲的美丽景色,由暮及夜,由远及近,由景物及人,按照诗人观察的逻辑顺序层层写来,最后自然引出对友人保持高洁操守的希望“君行采采莫相忘”。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孟浩然》评曰:“孟襄阳写景、叙事、述情,无一不妙,令读者躁心欲平。”这同样和孟浩然诗歌内在的逻辑顺序有关。孟诗平缓,不突兀,如涓涓细流,才能“令读者躁心欲平”。

孟浩然同王维同属山水田园诗派,但王一生笃信佛教,其山水诗多清空静谧之感,往往在无人之境寻求内心的超脱;孟则崇尚儒学,积极入世,其诗多在有人之地展现个人理想。“渔梁渡头争渡喧”,岂不是世上纷纷扰扰争功名之人的写照?孟浩然不似李白那样天才横溢、自由挥洒,孟诗中也是理性多于感性,因此环环相扣,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顺序。

三、写作技巧的多方面探索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律诗虽宜颜色,两联贵乎一浓一淡。若两联浓,前后四句淡,则可;若前后四句浓,中间两联淡则不可。亦有八句皆浓者,唐四杰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韦应物有之。非笔力纯粹,必有偏枯之病。”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孟浩然对律诗写作进行探索与创新,追求一种平淡的诗风,不但在遣词造句上力求平淡,在形式上也多方尝试。如《春情》:

青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

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

全诗从内容上看无多少可观之处,很类似后来的艳词。首联写女子清晨起床,梳妆打扮;颔联写到池台游戏;颈联写游戏时的情形;尾联写日后相约。全诗也是按时间顺序写来,将青楼女子同情人的欢娱情形展现出来。清人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对此诗大加好评:“《春情》者,闺人春园之情也,艳而不俚,乃上乘。

他人写情,必写其晏眠不起,而此偏写其早起;他人写情,必写其怜枕席,而此偏写其厌交欢,落想已高人数等。而尤妙在从朝至暮,曲曲折折写其初起,写其妆成,写其游戏,既写其坐,复写其行,五十六字中使之得几幅美人图,真能事也。

”该诗格调虽然不高,但形式上浑然一体,且无一联是“浓”的,并不用典故或警句,全靠平铺直述,没什么大的波澜,只写同情人嬉戏游玩,十分符合一个青楼女子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写法在律诗中是不常见的,从中可以看出孟浩然对七言律诗创作的探索。

孟浩然在形式上追求平淡流畅,在诗的意境上更是如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批评孟浩然“七言长篇,语气平缓,若曲涧流泉而无风卷江河之势。”陆时雍《诗镜总论》也有相类似的评价:“孟浩然材虽浅窘,然语气清亮,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

”另《蠖斋诗话·孟诗》亦云:“盖长篇中需警策语耐看”。其实谢、陆所说的“曲涧流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正是孟浩然所追求的风格。孟浩然在七言古诗、律诗中,偏不用“警策语”,而是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

孟诗如涓涓清泉流于石上,遇弯则弯,遇直则直,时缓时急,自然流淌。七言长篇为什么就一定要有“风卷江河之势”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警策语”才“耐看”呢?孟浩然通过探索,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四、七言诗的艺术缺陷

   孟浩然七言诗存在气格纤弱的弊病。他虽生于盛唐,但七言诗却气格纤弱,多是感叹个人的落寞,气氛伤感凄凉。如《除夜有怀》: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消竹叶杯。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在除夕之夜,天将欲晓之时,本来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即将来临,诗人非但没有兴奋之情与对前途的憧憬,反而倍感孤寂,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全诗语调凄惋、伤感,情绪低沉。无怪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孟浩然》评曰:“虽凄惋入情,却竟是中晚唐态度矣。”同样的缺点在其《登万岁楼》等诗中也存在。

孟浩然虽积极入世,寻求晋身之阶,却屡试不第,仅仅做过几天幕僚,最后以布衣终其一生,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是罕见的。他也曾走以隐求仕的道路,也无果而终。孟浩然年轻时也充满蓬勃的理想,追求建功立业,但生活的失意,使他的诗歌中很难有那种昂扬向上的豪迈激情,更多的是无奈的叹息与失意的彷徨。贺裳批评其诗有“中晚唐态度”是准确的。

苏轼曾评孟浩然“韵高而才短”(陈师道《后山诗话》),有学者曾对此辨析。[2]由于经历的影响带来的思想单纯、视野狭窄,使孟浩然的生活感受不够丰富,也就限制了他的诗歌成就。孟诗题材过于狭窄,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都有此缺憾。

在他现存的十七首七言诗中,有九首感怀诗,六首送别诗,一首怀古诗,一首游览诗,基本都是抒写个人的失意情怀,对社会生活关注的不够广泛,更不够深刻。其实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其作品体裁可以单一,但题材应广泛,才能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使诗歌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和社会性。另外不知为什么,孟浩然赖以成名的田园诗,在七言诗中却不见踪影。

总的说来,孟浩然的七言诗艺术性确不如其五言诗高,但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诗人各体兼善,孟浩然虽不擅七言诗,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诗人。孟浩然是继陈子昂、张说、张九龄之后,进一步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下层士子的理想抱负的诗人。

“他的诗是初唐诗歌向盛唐诗的高峰过渡时期的一座丰碑,对唐宋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王世懋《艺圃撷英》即曰:“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

如孟浩然洮洮易尽,止以五言隽永,千载并称王孟。”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孟浩然》亦云:“智者善藏其短耳。……(孟浩然)瑰奇磊落,实所不足,故不甚作七言,专精五字。”通过对孟浩然七言诗的艺术分析,可以形成对诗人完整的认识,更有助于在教学中全面阐释与讲授孟诗的艺术价值。

(本文为参加“孟浩然国际研讨会及第二届年会”提交论文,2004年4月21日,湖北襄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