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4】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