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中国》:用行路的方式带你读懂中华文明

1956年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指出,地理、职官、目录和年代为治史四大门径。著名上古史研究学者李零先生在丙申年的夏天,出版了其近五年来有关上古史研究的学术文集——《我们的中国》。在这部四卷本全彩页的精装巨著中,李先生重在从人文地理角度,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

《我们的中国》一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和《思想地图》,以时间为轴,探索中华文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之于地理文化层面之源流。作者李零给每一本书设计了一个副标题和一句话解析,四句话串联起了一种世界观的投射。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的祖先对中国最初的表达,就是大禹治水所涉足过的踪迹,故曰“禹迹”。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尚书·禹贡》也是将地理与大禹紧密相连。之后周汉之时,中国最伟大的三位圣人都是大旅行家,孔子是宦游的代表,“周行天下”并非主观能动,而是被迫寻求实践自己政治理念的沃土。秦始皇与汉武帝是巡狩的代表,他们纵横天下是自己刻意为之,展现自己的雄才大略。

中国人用行路的方式在此时期出现了从帝王到权贵的过渡。由汉至唐,官员的择选制度从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再到科举赶考。唐代的贡生在进京赶考的过程中会游山玩水,访遍名山大川,看尽五岳五镇。自北朝始,贤才想要在政坛觅得高位,反而会刻意隐居于名山大川之中,待政府高级馆员请其出山出仕,这一典故后来成就了一个成语——“终南捷径”,李白便是走了终南捷径而名扬四海,而后世文人墨客尽皆效仿。

由此观之,万里行路并非闲庭信步,还是要埋头苦读修身立道,古之旅游者大多为达官显贵之身,非寻常百姓所从。

纵观中国文化之源流,李零提出了两点疑问。其一,传统中国真的就是从周代城邦到编户齐民,从民主走向专制吗?其二,现代中国真的就是抛弃历史,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身段重新订制的吗?作者本人通过《我们的中国》四卷巨著的讲述,自谦式地表达“予虽鲁钝,不敢同也。”在第四本《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一册中给予了明确的解答。

《周礼·天官书·序官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高官分职,以民为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周礼》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具有浓厚的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反映周王室与战国时期礼法制度的经典。从《周礼》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建国之根本在于丈量土地、确定首都方位之后边以民为界,划分行政单位。

因此,一切的职官、典章目录之学、甚至建国的时间标准皆以地理划界来界定。邓广铭先生所言之地理、职官、目录与年代为学习历史四大门径的说法并不准确,地理之学才是历史研究的根源途径。

李零指出《周礼》是通过地理学直接讲制度。故自《周礼》思想的根源处——西周文化与战国文化中均是以“编户齐民”政策而建邦立国,那么便不存在从周代城邦到编户齐民之嬗变。

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中华文化初见端倪,中华文明尤其重视地理空间概念的阐发,无论是中心轴线对称、天圆地方、四方八位、绝地天通等观念深入人心,以上这些观念的形成都可以看出思想对地理的重要性,古人之天地观,将历史与地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史地之学,盖因于此。

再者,李零认为地理学之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影响并非古今有别。众所周知,中国地势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分布,尤其是历史活动痕迹丰富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存在着西北高,东南低的特色。

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引《兵法》可知,自古以来兵家一向以西北发东南为顺势,以东南伐西北为逆势,因西北为阴,东南为样,讲究:“右倍(北)闪灵,前左水泽。”中国自古以来的东西分界线以晋陕峡谷间的黄河为分界线,函谷关、潼关为东西界标。

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南北为大同—洛阳—荆州线,与今铁路之焦柳线大致平行,而东西为渭河—南河(灵宝至郑州段黄河)—连云港一线,与今铁路陇海线大致相合,可见古今交通要道几无变化。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可见即使中国共产党曾经因“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战略失败,使得中国南方的中央根据地损失惨重,但是当红军长征胜利,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火种播撒到大西北之后,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以奋勇拼搏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最终打败日本、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统一全国,建设出繁荣昌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西北向东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此可知,现代中国革命史也是遵从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惯性使然,并非抛弃历史而重新制定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形态。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这一深刻的历史思考,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老子》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劝学》又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知登高之博见也。”我们可知古之圣贤,无论其思想之流派,其学说盖因实践之始得,而非求诸于苦读冥想之思考。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游遍祖国美好的山河大川,方能顿悟我们的中国思想文化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