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高华 杨奎松忆高华:他用小故事讲清了大问题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
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
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