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农家女 冰心女儿吴青办农家女学校

她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离开大学讲台,将余生奉献给农家女的三尺简陋讲台。她的目的是让每一位农家女都记住:你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

撰文:徐会坛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慈传媒《中国慈善家》11月刊

在北京西单乘坐地铁5号线,经过15站到达天通苑站,再换乘昌27路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后,司机师傅大声喊:“诶,农家女学校到了!”

车门一开,一股刺鼻的垃圾燃烧味扑鼻而来。路口杂货店外的音箱扯开嗓子唱着不知名的歌曲,四周却一个人也看不到。沿小路往前走,约七八百米,才在尽头的铁门边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推门而进,绕过写着“团结、自立、分享、共建”八字的校训碑,来到院子里,还是一个人也看不到。许久,才终于走出来一位拿着扫帚的老先生。

“请问吴青老师在哪里上课?”

“哦,那栋两层的楼的二楼。”

一眼就找到了他说的那栋楼,因为放眼望去,整个学校就只有正对着校门的它是两层的。沿着挂满学生生活、学习、活动照片的楼梯走到二楼,才刚轻轻地把左手边的那扇门推开一条小缝,就听到了吴青清亮响脆的声音:“请大家翻到《宪法》第71页,看第33条的第二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念!”

虽然有陌生人走了进来,但是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的学员们还是紧接着齐声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好,既然一律平等,那么,姐妹们,就应该包括出生在农村和出生在城市的公民平等,对不对?就应该包括男女平等,对不对?就应该包括各民族平等,对不对?”吴青连续三问,一问一顿。

身为“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农家女学校”)的理事长,这是吴青第16年以《宪法》为教材给农家女学校的学员上进京培训的第一课。“办一所让农家女学会自立的学校”

吴青和农家女学校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4年前。

1990年夏天,作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聘请的社会性别专家,吴青深入甘肃省会宁县的农村考察。

时至今日,她对当时所看见的农村景象,仍然历历在目:孩子们没有夏天的衣裤,就脱了补丁加补丁的棉袄,还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裤,因为在学校里长期趴在地上写字,手脚都畸形了……

“因为干旱,小麦、棉花都只长这么高!”面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记者,她眉头紧锁,两只手掌一上一下,比划出大约十厘米的高度。

吴青的母亲是著名作家冰心,父亲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她成长于优雅的文化家庭,之后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农村,也是第一次真正知道了农村的贫穷。

“当时在报纸上都看不到这些,下去以后,我感到真是受骗了,农村的生活是那样呀,都不懂得什么叫饱!”眼泪掉下来,化开了她原来稍显严肃的表情。

她当时就暗暗地想:要改变中国,一定要改变中国的农村,而要改变中国的农村,一定要改变农村里的人,尤其是农村里的女人,因为她们不但给予生命,而且培育生命。

1993年,原《中国妇女报》编辑谢丽华找到吴青,说要创办一本《农家女百事通》杂志,想邀请她做顾问。吴青欣然答应。

3年后,她与谢丽华再次合作,共同创立了维护农村打工女性权益的“打工妹之家”。

1995年9月,她和谢丽华作为代表共同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期间,她们又一起参加了大会非政府论坛下一个主题为“如何获得项目资金支持”的培训班。

在培训班上,谢丽华“想筹措资金,办一所让农家女学会自立的学校”的想法,让吴青耳目一新。

回家后,她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冰心。冰心老人当即决定把刚出版全集得到的9万多元稿费全部捐赠出来。这笔钱成了农家女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经过3年多的奔走、筹备,1998年8月,吴青和谢丽华终于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大东流村租下了一座废弃的皮鞋厂,创办了农家女学校,并在第二年正式开始招生。

2000年,美籍华人、陶艺家储荟芸了解到吴青等人的行动后,专门赶做了106件陶艺作品进行拍卖,并把所得的32万元全部捐赠给农家女学校,启动了“农家女助学金项目”。

迥异于其他培训机构的是,农家女学校是一所纯粹的公益学校,每一个学员都免费接受培训。从创立之初,农家女学校就立下承诺:送给每一位走进学校的农家女一粒可以受用终生的种子。“你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2006年3月,蒲瑞霞从家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5个多小时大巴到市火车站,登上了一列慢车。

18个小时后,这位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红耀乡孙家湾,平时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家女,第一次踏上了首都北京的土地。

她不是来打工,而是来实现自己重返校园的梦想的。在农家女助学金的资助下,她在农家女学校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计算机技能培训课。当时,距离她11岁辍学已经整整10年。

培训结束后,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的小屋。此前,加上在农家女学校的3个月,总共才上过还不到三年学,但是,她毅然决定自考北师大大专。

哪来的勇气和信心?如今已顺利拿到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证的她说:“吴青老师的第一堂课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舞了我的自信心,接下来我才有勇气去考自考 、读大学。”

现在,她成为了农家女学校的一名专职教师,除了给学员们讲授阅读课,还主要负责教务、校刊编辑以及一些项目执行工作。

她排在第一位的梦想是,“做一名NGO行业的领航者,真正为中国的公益事业、为需要帮助的人尽自己的力量。”

蒲瑞霞的变化无疑让人吃惊,然而,这在农家女学校里却不是个例。

据现任校长罗兆红介绍,农家女学校已经累计培训了一万四千多名来自贫困农村的大龄辍学女童或妇女,为她们提供的培训1到6个月不等,内容除了计算机操作、速录、美容美发化妆、幼师、养老护理、餐饮服务、创业、市场经营等实用技能,还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法律常识、诚信意识、社区意识、学习意识等综合素质。

16年来,每一位新学员在农家女学校上的第一堂课,都是由吴青亲自去上。在课堂上,除了以《宪法》为教材讲授公民意识和法律常识外,她还独创了一套“汉字教学法”。

她每次必讲“人”字,目的是要让每一位农家女都记住:“你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

吴青身上的标签,除了冰心的女儿、大学教授,还有就是敢言敢为的人大代表。1984年,她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此后又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身居此职,她一直为选民奔走呼吁、秉笔直书。“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深秋的农家女学校银杏金黄、红柿高挂、葫芦满棚,虽然除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其他建筑都是简陋的砖瓦矮房,但是也自有一股温馨、朴实的味道。

这里曾是一座破产的皮鞋厂,地下一米多深全埋着废弃的皮革垃圾,哪怕要种一棵小树,也必须要深挖,把垃圾移走,换上新土,才能保证它的生长。

直到2003年年初罗兆红第一次踏进农家女学校时,她所看见的还是“破烂”,甚至可以说“不具备办学的硬件条件”,尽管当时距离学校创办已经过去了4年。

起步之初的艰难,吴青谈得很少,但是,作为农家女学校的理事长和法人代表,她却去到哪里都“要钱”、“要东西”。有一次,她去某机关部门办公室,看到大量只打印了一面的A4纸被扔在一旁,便一下子全都要回了学校。

“要改变农村必须改变农村女性,教育一个女性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每次在公开场合讲演时,她也绝不会忘记讲自己在做的事情,以及需要的帮助。

虽已是77岁高龄,但她依然腰板挺直、精神矍铄,一头花白的短发干净利落,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抑扬顿挫。

被她和农家女学校的故事感动的人不在少数,以至于农家女学校的一草一木、一座一椅都是社会人士、团体捐赠的:打印机来自日本驻华大使馆、书柜来自一家法国公司、办公桌来自欧盟商会、电脑室设备来自爱尔兰大使馆……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冰心生前专门命笔题写的这句话,镌刻在农家女学校的校训碑背面。

2001年,因开创性地倡导妇女权益和法律原则,吴青获得知名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她是该奖项的首位中国女性得主。

2003年,因创办农家女学校的努力,吴青被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评为“世界杰出社会企业家”。但是,她自己却并不认为农家女学校是一个“社会企业”,因为“它的整个运作完全依靠外界的捐赠和扶持,还不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

目前,吴青希望能够有足够的钱把农家女学校都盖成楼房,让更多贫困农村的农家女获得培训、实现改变。她说:“我们还有一亿三千万到六千万文盲,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