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于建嵘 赵鼎新:中国微博特色在于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微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都不一样,今天我主要谈微博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编注: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16日第4版),讲伦敦骚乱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如何不同,讲了英国的Twitter怎么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
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原稿有近9000字,我当时主要讲的也不是微博,结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主要谈微博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国的微博当时还没研究过。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Twitter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依照着学者做课题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做了初步总结。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分析视角,最后一部分则是初步结论。
中国微博特色
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第一部分是微博的性质,它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具备什么性质?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的人远的近的都能听见;我如果在桌上刻个字,你们远的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话说完这个声音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声音传得远,字迹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法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但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而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相应的针对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神秘感的制造和维护。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里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辑,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在新闻中被展现。
久而久之,国家领导身上的神秘性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
久而久之,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同时又是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
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
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新浪微博粉丝2元1000,17元1万”等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
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
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我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的Twitter与中国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同:美国的Twitter一条只能显示140个英文符号(写不了几个字),它的微博评论只能显示5条,转发次数最多也只能显示出“50 ”,并且美国的Twitter没有长微博功能。
我不知道Twitter公司作出这些限制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一个结果是,在美国,Twitter不能够替代博客的功能,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重大争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是在博客空间进行的。
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被评论,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带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国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加大了“水军”在中国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得中国的微博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美国的Twitter完全没有取得微博在中国的地位。
微博论战
多涉及意识形态层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
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
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民众思维特征
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
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
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先前讨论的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在我穿着“马甲”观察微博期间,就见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声明,而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
1. 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抵偿不了给我带来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2. 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更适合我的兴趣和个性。
3. 因此,我今天删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讨论XX这种肮脏事情,XX接受采访前后矛盾和撒谎的样子太恶心,XX这类事情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XX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XX这样的人你绕也绕不开。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中国政治骗子不少,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
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谢谢大家。
(原文为赵鼎新教授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实录,由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本文有删节,个别措辞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中国研究季刊》等英文顶尖刊物。中文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