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叶子青 最强大脑王昱珩是个怎么样的人?
两面墙的唇印在王昱珩眼中是一片模糊的开口,似乎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晚上8点,他上台的时候,中国队以0:1暂时落后于日本队。
他挑战的项目叫“唇唇欲动”。舞台上人头攒动,31位少女组合成员要涂抹唇卡,将其替换到节目组事先备好的732个唇卡里。评委将随机选择四个女孩,中日两位选手观察她们的嘴唇,然后从这732个唇卡中找出对应的四张。
王昱珩的对手是青木健,他并不清楚对方的实力,看了介绍短片后评价“他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事后知道青木健是日本排名前三的记忆选手,他有点懊恼:“早知道我就多夸夸他。”
这是《最强大脑》第三季的中日赛。第一回合的较量是俄罗斯方块,几乎是从一开始,日本选手吉备弘纯就以碾压之势打得中国选手吴淞昊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队输得干净利落。如果王昱珩拿下这一局,中国队还有机会;如果他输了,日本队将提早锁定胜局。
他身材高大,穿一件蓝色长衫,神情凝重。暖风空调吹了一下午,他有些热,对手已大汗淋漓。穿短裙的女孩们已经就位。王昱珩突然对主持人蒋昌建说:“我放弃观察。”他看见台下的魏坤琳正愤怒地盯着他,好像他是为了出风头而不顾输赢的自大狂。魏坤琳是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也是《最强大脑》的科学评委。
魏坤琳反复问,你确定?他回答,我放弃。这意味着,他将任由对方选手占尽记忆的优势,而自己坐到一边等待——和去年的情形如出一辙。
去年第二季的中日对抗赛上,王昱珩对阵日本选手原口证。项目是“扇面之谜”,限时2小时观察200把扇面,然后根据三把随机选定的、合拢的扇子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扇面。他放弃了2个小时的观察时间,坐在椅子上睡觉。节目里,69岁的原口证拿着放大镜爬上爬下去看扇面,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王昱珩找到了全部的三把扇子,而原口证只找到一把。
唇印项目开始。王昱珩走到舞台右侧的椅子上休息,青木健开始了漫长的观察。女孩们依次走来,在他面前化妆,亲吻唇卡,让他记忆唇印。王昱珩在椅子上摆好题板,把笔帽拔开,防止这些琐事耽误时间。他心里计算过一会儿观察需要的时间,和在舞台上跑动的距离。
时间过去了四十分钟。观众有些不耐烦,我身后坐着少女团体的粉丝群,他们举着荧光棒,不断呼喊着偶像的名字。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人的唇印并没有固定的形态,它会随着张嘴的幅度、按压的力度甚至涂抹口红的形状而改变,观察的偏差很大。2月初,王昱珩进行了唇印项目的第一次测试。正确率仅有70%。有一个志愿者唇峰明显,但她涂了一个咬唇妆,唇印就只有两道浅浅的痕迹。
王昱珩决定调整策略。如果硬记住31位少女的唇印,他未必稳赢那位日本记忆选手。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法——放弃观察31位少女印唇印的过程,待评委选出最终的四人后,通过观察她们的唇形,在脑子里想象出她们的唇印。
“你要在一堆拖鞋里找一只球鞋,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他解释,“我反而记忆量变小了,我更精准,就是我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青木健记忆完后,评委随机选出了四个女孩,两位选手开始观察她们的嘴唇。第一个女孩下嘴唇较厚;第二个女孩人中短,下唇非常立体;第三个女孩没有涂唇峰;第四个女孩唇线上有一道凹槽。
王昱珩将这些嘴唇在脑海中做了一个镜像,编上1、2、3、4,再把女孩编码,两者对应。第一个女孩看他凑近,总是发笑,他喝止了她。他足够专注,为了排除干扰,没有去注意女孩的容貌。当四个女孩归位后,他甚至没办法把她们找出来。写下第一个答案的时候,时间刚刚过去1分半。
观众发出了第一次惊呼。少女团体的粉丝们也放下荧光棒,将注意力从女孩身上转移到选手身上。王昱珩头如捣蒜似地按列扫描唇印,4分钟过去,他看完了第一面唇印墙,跑去看第二面。此时他才发现青木健只看到前两列。他没有放慢速度,写下全部答案,用时9分4秒07。
青木健一共用去39分54秒91,刚好卡在规定的40分钟临界点上。
现场喧闹起来。比赛还没有结束,观众并不知道王昱珩的答案是否正确。青木健速度依旧,还搬来了梯子,不紧不慢地观察。从项目开始到现在,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现场又热又挤。悬念被拉到高点,只有两种结果:王昱珩秒杀对手,或者遭遇尴尬的失败。
主持人揭晓答案。青木健答对三个,错一个。而王昱珩全部正确。
少女团体的粉丝们放下荧光棒,用力鼓掌,似乎找到了另一个偶像。尽管事先知道他的解题策略,也了解他的准备过程,我在现场看的时候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这场胜利不仅关乎荣誉,也是今晚行动的必要条件——他准备在所有比赛结束之后搞一个大意外。“赢了你就有话语权,输了你就是装逼了。”
出山
王昱珩右眼看见的最后一个东西是朝他飞来的羽毛球,坑洼不平,“像一个月球表面”。打球时,他右眼被这只羽毛球击中,当场失明。出事的第二天,马航MH370失联,他当时想,什么时候这飞机找着了,他的视力就能找着。“结果好,飞机到现在也没找着。”
就在失明前一天,他刚刚接受了第一季《最强大脑》节目组的测试。节目组在网上发现了他填写的问卷,上面写着,你们出的题目都不难。《最强大脑》是借鉴德国《Super Brain》的国内首档科学类真人秀节目,致力于寻找脑力出众的人。制片人桑洁表示,这档节目能够在实力强劲的歌唱节目、娱乐真人秀中脱颖而出,就像《生活大爆炸》中所说的那样,“Smart is the new sexy”。
节目组导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上门拜访王昱珩。他家门上贴了隔音材料,门口有几个箱子,上面写着“申通快递请投这儿”“中通快递请投这儿”。或许焦急的来访者往往会去敲邻居家的门,邻家房门上挂了一个牌子,“勿按,后果自负”。
进门时,王昱珩没有客套,只说,“换鞋,自己进来。”屋内光线不佳,绿色的墙纸更显得暗淡,到处都是动物:几只鹦鹉站在架子上,一只棕色的豹猫悄无声息地出没;巨大的水箱里游满了色彩斑斓的海鱼,电视墙上挂着一只驼鹿头的标本。柜子里摆满数百种逼真的恐龙模型,在小灯泡的照射下张牙舞爪;地上站着几副1:15或1:20比例的恐龙骨架。
导演看呆了,后来开玩笑,“不知道我会不会活着回来。”
第一季的观察类节目中,有人看斑点狗,有人看鸡蛋。王昱珩现场观察了红豆,他表示米和芝麻也没有问题,比芝麻更小的,“那就差水和空气了”。能看水吗?他说不知道,但可以尝试。
导演激动地给桑洁打电话,说这就是节目要找的人。
王昱珩的观察力与他养动物的经历密不可分。小时候,他在楼道顶层养鸡和兔子,在爸妈的鞋子里养蚂蚁,偷拿妈妈的丝袜去井盖里捞鱼虫喂鱼。他曾养死过鱼,一度认为鱼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没有一直看它们,于是他晚上不睡觉瞪着它们。
他养各种动、植物,都会达到发烧友的级别。“比如讲淡水鱼,我基本上把能人工繁殖的,都繁殖了个遍。”早年为了买南美的鱼苗,他坐火车去广州批发,把鱼苗装进泡沫箱子里抱回来。他甚至在大学的课桌上摆了个鱼缸。我采访他的一位大学校友,那位校友一听到王昱珩的名字,随口能报出一长串的鱼名。
因为专注,他能够看到很多东西。一朵花的叶子上有很多裂片,说明它的产地下雨频繁,叶片承受不住重量;他去鱼市,一眼看出鱼是否受孕。他擅长画画,将所见巨细无遗画下来,即是他眼中的世界。有时父母问他一天都做了什么,他就把当天的事情画出来。
王昱珩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家教严厉,因为养动物没少挨打。他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成年之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不允许别人干涉自己。
从清华美院装潢系毕业后,王昱珩没有上过一天班。他无法忍受制度化的生活,曾去一家出版集团应聘过,但发现那里是一个个小隔间,没办法养花,就放弃了。他先后做过纸媒、内刊、书籍的自由设计师,也为一些NGO和企业设计过logo,现在做园林和景观的设计。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花鸟鱼虫和画画。
他的大学室友于欣说,“有的人觉得肯定要有一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但有的人可能觉得我除了上班,别的方法都能养活自己。”王昱珩是后一种。
就在王昱珩决定参加《最强大脑》时,发生了羽毛球事故,他右眼一度在徘徊失明的边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为防止眼压升高,他必须坐着睡觉。左眼的视力则持续下降,他在床边贴了一个视力表,每天睁眼希望能多看几行,结果除了最大的“E”,别的都看不清。那是他最绝望的一段时间,一位老医生的意见给了他方向:你还有一只眼睛是好的,该干嘛干嘛。
现在看他的右眼,眼球有明显的凸起。他的视力恢复到0.3左右,但是不能变焦,在最初的恢复阶段,看到的台阶和斑马线一样是平的。去参加第一季是不可能了,半年之后,第二季《最强大脑》又找到了他。
他首次挑战的项目是“微观辨水”,从520杯同质无色的水中,找到特定的那一杯。他以一秒钟四杯的速度扫描着,在看到第383号水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不再继续观察,对评委说,“就是这杯。”挑战成功,震惊全场。嘉宾陶晶莹说,“我的毛发战栗起来。”
眼科专家徐国彤看了那期节目,认为这和视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是观察力(抓取特征)、记忆力、想象力的综合,再加上专门的长时间训练以提高速度和效率而实现的。”
王昱珩讲过他辨水的方法:他进入一种冥想的境界,将水最细微的特征转化成一种图像,比如,那杯水中间有一只鸟,左下角8点钟方向,可以看做一个孩子的笑脸。他将这些信息放在脑中,再去和所有的水进行匹配。“我看见它,就一定是它。”
为了突出由素人到神人的节目效果,他和其他选手一样,被被赋予了一个类似X战警变种人的外号,“鬼才之眼”。队友们则叫他“水哥”。
王昱珩早年并没有因为观察力而为人所知。于欣第一次看《最强大脑》的时候,以为王昱珩作假。有次找王昱珩吃饭,他特意验证了一下,拿出12张崭新的新版欧元,背面朝上,让他找出特定的一张。王昱珩迅速找到了。
于欣认为,这种能力和他大学之后的自我生活有关。“他能坚持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专注点,人在专注的时候就容易走向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会造就他。”
观察力与日常经验结合后,甚至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推理能力。王昱珩的名声在一次成功帮助警方破案后达到高点。去年12月份,山东潍坊警方曾赴《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请他协助查一起肇事逃逸案。在清晰度极低的监控录像中可见,肇事司机撞人后逃走,全程沿小路逃跑。
王昱珩注意到录像里肇事车辆的左雾灯有一点歪,他推理出受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头部受伤:左雾灯很可能就是受害人被撞倒以后,向后翻滚的时候头部撞击左上角的挡风玻璃才造成歪斜。他根据车前灯的形状确定了车型,“这个车型有年轻人会买吗?”他怀疑肇事者的年龄偏大,接下来画面印证了他的推测——那个人将现场遗留物扔到了后备箱里。
“这个动作一定不是年轻人能干的出来的,你进车以后,你会随手把东西扔到副驾驶,这是咱们大部分人的习惯。”司机选择小路逃跑,则本地人犯案的几率大。种种可能性叠加后,大大缩小了嫌疑人的排查范围。
3月15日,警方将嫌疑人抓获。微博“公安部打黑除四害”率先发布了王昱珩协助破案的消息,迅速引发各大微博账号的转播。
王昱珩曾和桑洁讲过他的转变,说自己原来的状态好比在深山中不见人,但是突然有一天下山了。
脑与心
第一次出场,节目组和王昱珩商量,希望他的女儿能来现场,丰富现场效果。他不愿意。“我特别不喜欢煽情,”他说,“我不想让孩子被节目去利用,去做这些,没有意义。”协商的结果是带一只动物过去,“我一想别的宠物也不好带啊,我说带个龟也不像样啊,抱个鱼缸也不可能。”他最后挑了一只亚马逊黄翼鹦鹉“帅帅”,从北京开车十几个小时,带去南京的节目现场。
大多数节目会给选手一个相应的人物设定。真人秀发展成熟至今,这几乎如行规一般被普遍认可,选手通常也会予以接受。魔方选手贾立平是中科院的博士,人很瘦弱,导演为了把他塑造成一个不爱运动的书生形象,特意在介绍短片中强调他不会篮球。但他从小就爱打篮球,“因为VCR的剧本是那样的,就那样吧,”贾立平说,“我说其实会篮球,他(导演)说没关系,我说那行吧。”
王昱珩接到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台本,评价为“一堆没头脑和不高兴写的东西”。他拒绝照搬,尤其讨厌将两位脑力选手置于对抗位置的台本。那些台本里,他自己被定义为天赋型,而对手是努力型,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无非就是你薅我头发,我挖你眼睛。这像脑力选手吗?打拳击都不这样的。”
桑洁对他的任性深有感触,在很多环节上,“他说你要信我的话你就让我来,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放弃)。”她称之为“恃才傲物”、“爱憎分明”。
节目组对他“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能力强,人有观众缘;恨是因为不服管。他喜欢睡到自然醒,有时上午有安排,导演狠命敲门,惊扰了一层楼的人也叫不起他,“就差跪着敲门了”。他还曾因为不满自己的社交隐私外泄,删除了导演的联系方式,并要求对方写1000字的书面检查。收到这封努力凑齐字数、满是感叹号的检查后,他把对方又加了回来。导演组感慨他的行为“像小孩子”。
最严重的不服管要数他在节目中自由发挥,令节目组措手不及。
“一叶一菩提”是《最强大脑》第三季第一期中国队长争夺赛的项目。节目组将前两季的明星选手请来,争夺第三季的队长之位。“PK赛的收视都是往上走的。对,你看两个人打架,总比看一个人在那儿耍大刀要觉得过瘾嘛。”桑洁说。
没有人愿意和王昱珩PK,刘健是节目组找的第五个人。他权衡了半个小时,觉得自己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就答应了。
这个项目要求从666片叶脉中找出指定的3片,但刘健是记忆选手,并不专攻观察。王昱珩知道,节目组是想保自己。彩排的时候,他找出了3片,刘健没有找到。
王昱珩和刘健早已成为朋友。他不喜欢与朋友对抗的火药味,称之为“猩猩打架”,他想要的是“惺惺相惜”。“我把他秒掉很好看吗?”他很怀疑地问我。
他对刘健说,一定能让你做到全身而退,你在场上需要多久,我就等着你。
正式比赛前,王昱珩看了一眼手机,收到女儿在击剑比赛中受伤的信息。对方的剑扎到女儿脖子上,在大动脉旁边的皮肤上划了一道。他心里一凉,和家人相比,“这个比赛对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观察叶脉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常规题目。他运用了想象力加推理的能力,从观察到的叶脉局部信息,推导出整片叶子的形状;将指定叶脉想象成大小鹦鹉坐跷跷板的画面存在脑子里。
比赛的前半场风平浪静。王昱珩花费了比任何一场比赛都要多的观察时间,叶脉附在LED贴片上,背光,他直看得眼前有分明的红蓝两色。他和刘健前后脚结束观察,用了将近45分钟。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只写了一片叶脉的坐标。
刘健大吃一惊,心想,“这哥们儿要干嘛啊?”他写出了两片叶脉的坐标,不过很可惜,写反了。
王昱珩最终还是赢了,但这戏剧般的转折让节目组慌乱不已。没有人相信他找不出来。项目一结束,有导演冲上台质问王昱珩,这一定是你设计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知道后面还有很多比赛跟你有关系吗?他回答,你们剪辑出来很好看,这设计都设计不出来。
当时贾立平正站在叶脉墙后,等候下一个出场。上场前,他被节目组告诫“不要自己当导演”。
王昱珩和我解释,“那场比赛我只想告诉你,那不是一场比赛。那对我们两个而言,就是一场我们最后的陪伴,只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在告别这个赛场。对我们来讲那不是比赛,那只是一个项目,只是我们在一起,大家最后的45分钟。”
他很想在自己最后的比赛结束后,把这段话说出来;然后再将自己如何找叶脉的方法和盘托出,解释自己不是如评委所说“神一般的存在”,而是一切都有方法论可依。
他说他至今记得那3片叶脉的样子,然后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出来。
艰难的高潮
《最强大脑》进行到第三季,如何持续性地给观众感官刺激,已经成为摆在制片人桑洁面前的大问题。“中国的电视观众口味反正大家都知道,都是那种喜新厌旧的,”她说,“我常讲G点特别高,想让他们高潮不容易。”第一季时惊艳的魔方墙过两年再看,“也就是那样”了。
最后一场晋级赛,出现了第三季中唯一一个满分。一个叫苏清波的选手返场,完成了一项高难度的项目:观察由50名运动员15分钟内奔跑路径数据化的路线信息,即时获取50条变化中的行进路径,然后准确复原指定的任意一条。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多目标追踪,选手要在15分钟内将注意力合理分配到50个选手的路线上,还要将选手和路线匹配。
“大家快来看,月光宝盒打开了,快来看神仙。”王昱珩当时坐在第二现场,看到这个项目后拍案而起,断定“那个题是人做不了的题”。他问现场的记忆选手陈智强能记几个,陈智强说,2个,还不保证正确。
记忆选手李威也在现场。他解释,如果转化成记忆法,理论上相当于15分钟记忆1000多个数字,还要将数字与人匹配。但数字有交叉排列和重合的情况,记忆的难度会增加。目前的世界纪录是五分钟记忆560个数字。这个项目的难度超过了世界纪录。
同场的另一个项目俄罗斯套娃,转换成数字有700多个,选手最少记忆了四十分钟。
王昱珩和李威在第二现场一唱一和,直指节目造假。“我说我现场可以测一下你能不能有这水平。我拿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往地上一扔,跑,你给我把这公鸡跟母鸡10分钟之内跑出的路线给我画出来。”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没有放出二现场的画面。节目组给出的原因是时长所限。
评委魏坤琳打出了10分的难度分,称“这是本赛季可能唯一一个值得打10分的项目”。王昱珩说,节目结束之后,魏坤琳和他表示难度要除以10——也就是只有1分。
苏清波和我介绍过他的方法:提前记忆地图,在地图上定下150个桩子(即用熟悉的事物作为桩子,将需要记忆的信息通过联想与桩子进行关联),然后将运动员的路线转化为图像和数字记忆。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是一道理解门槛过高的项目。但专业记忆选手却直接给出了结论:“绝——对——不——可——能。”刘健一字一顿地说。“他(运动员)在跑的时候不会说到那一个桩停在那儿等着你去记。”
“你说节目组假如说想造神,还不容易吗?”刘健说。
魏坤琳拒绝对此事进行回应,也拒绝了我的采访,“我不适合谈论选手的,知道太多也是坏处。”
看过节目的王昱珩愤怒极了,他随后在选手微信群里上了一堂“政治课”,发七条言辞极其激烈的评论斥责节目变质,说“你们记忆选手来展示背题现场演戏,我实在难以苟同,你们还年轻希望不要放弃自己的底线”,并告诫选手“你们都是人,不是神”。
他说完话后,那个群就成了一个死群,再无人言。
当天,王昱珩给选手组的导演说,自己要求退赛。选手、导演五六个人挨个去他房间找他,让他顾全大局。他答应了。
节目组工作人员称王昱珩为“顺毛驴”。他对自己的弱点也心知肚明,“就是给我打感情牌呗。”
我向节目组求证此项目。导演蒋昕彤说,苏清波赛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记忆场地路线、记忆运动员照片、为路径编码。跑步的路线是提前拍摄完成的,现场放出来,有即时出题的震撼感。这些繁复的设计,无法在短暂的电视时间里展现。二现场选手的质疑,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现场那15分钟,也不知道别人之前做了多少功课。”
电视追求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效果。到这个项目,多数观众只能像看秀一样期待结果,即便脑力选手也无法完全理解过程。 李威在评价这个项目时,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假项目”,但随即又对我的报道焦虑起来,“我们所有选手说这个是假的,也是基于我们的推测和分析,你有证据吗?”
他的语气越来越急躁,似乎陷入一种困局。一方面,“我学了这么多年,现在我像个弱智一样,看着一些大神在这里表演,是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节目组极为不易,“大部分项目是真的,你知道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项目是假的,把别人辛辛苦苦这么多团队,这么多人的努力给它一下子弄掉了。”
李威反复质问我,“要不你来做,你怎么做得更好?”他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是现实的,我不觉得它是对的。”
王昱珩换了一种角度。也许真人秀早被默许有种种设计,但一档标榜科学的节目,标准在最初已经确定。“它(节目)确实也是业界的良心,”他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真实的人,真实的能力,他叮嘱我:“这些你一定要写。”
大脑的生意
《最强大脑》中出现过很多“世界记忆大师”。“目前上过《大脑》的、出现过的(记忆选手),可以说全都是记忆大师。就是从第一季到现在,有一个算一个。”刘健说,他是2010年的记忆大师。
记忆型选手是《最强大脑》的一大特色,他们能记住长串的坐标数字、百家姓、打乱的扑克牌等等。记忆类的项目迁移性和表演性很强,适合电视。节目组会找来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具予以配合。在一位选手记忆动物局部特征的项目里,节目组从各地寻到101条斑点狗带回南京,这几乎穷尽了全国可用的斑点狗数目。“你说我这个人逻辑思维特别强,那你怎么展现你的逻辑思维呢?你说我抽象思维特别强,怎么展现?”桑洁说。
在所有的脑力选手中,记忆类选手是唯一有机构认证标准的,即“世界记忆大师”。该头衔是由英国人托尼·伯赞1991年创立的民间机构——世界记忆力锦标赛颁发。选手需达到三个标准,1小时内记住1000个随机数字,1小时内记住最少10副扑克牌,2分钟内记住1副扑克牌,即可获得命名。
自从中国选手2003年首次参赛以来,“世界记忆大师”的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目前世界上一共有294位记忆大师,中国人196名,占2/3强。其中,仅2015年一年,中国就新增72位记忆大师。
中国选手拿出备战高考的精神,找到了攻克这个英国民间组织的方法。按照记忆培训机构的说法,一个成年人苦练三到四个月,可以拿下这个头衔。中国籍记忆大师增速过快,使得该组织在2014年设置了新的晋级制度。
《最强大脑》的流行让记忆大师、记忆培训进入更广大的公众视野。相比于其他类型选手的可遇不可求,记忆类选手能够做到量产。他们大多来自记忆培训学校,在广州新思维培训机构的网站上,
标注着《最强大脑》节目中有15位选手出自他家。
许多选手本身与培训界息息相关,明星选手王峰背后即是东方巨龙教育。这是一条清晰的利益链,选手靠拿头衔进入记忆培训行业,在节目中曝光增加知名度,记忆培训与应试教育结合,开班授课。
方然是一家记忆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关注的话,很可能大家日子过得都很难。”他透露,有位《最强大脑》的记忆选手为他的招生站台,四天的价格是十万块。
王昱珩是应试教育的质疑者。第一季中,他看到了选手李勇的教育方式。李勇给12岁的儿子李云龙制定严格的记忆训练计划,李云龙同样登上了《最强大脑》的舞台,对阵国际选手时,误以为自己答错,现场崩溃大哭,但最终他被证明回答正确,主持人曾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希望能够放三天假。
“这简直太可怕了,”王昱珩说。他的教育观念是,健康、快乐、见识排在知识之前。
学生应试是刚需,记忆培训迎合了这样的市场。节目组了解其中的利益链,但并不关心选手动机。“我们只是觉得这个选手如果能在这一期节目中给我们贡献一些看点,就已经足够了。”桑洁说。
真正让节目组烦恼的是有大量机构打着“最强大脑”的旗号开办培训或者出版。维权道路漫长,为了把市场夺回,节目组决定自己进军培训界,走线上教育和线下宣讲的路线。“我们《大脑》要做的就是要给自己去引流更多这样的,把粉丝变成你的用户。”桑洁引用安迪·沃霍尔的话说,“成功的商业才是最大的艺术。”
这意味着以后将有更多的记忆选手进入《最强大脑》,来完成闭环的产业链。王昱珩认为,这是对本身就值得商榷的应试教育毫无保留的拥抱。“五天背完一学年的书”真的能够帮助理解吗?“很多读书人可以从寒门走出来,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说你们巧立心思地去钻营这个事情……有时候未必捷径就是正途啊。”
他所有的能力来自于那些给他带来真正快乐的东西,画画,旅游,养花鸟鱼虫,搜集模型。同时,他在反思究竟什么是“最强大脑”。他推崇学以致用,一位记忆选手将能力用于本职工作中医,就比单纯去刷比赛成绩要有意义。而有些记忆选手能完成比赛,却经常忘记自己的手机密码。“给我的感受是,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把一些特别无聊的事情当做兴趣爱好不停地在做。”
我问过许多选手他们能力与生活的关系。贾立平说,自己玩魔方可以被人肯定,他之前内向、不懂得与人交流,参加魔方比赛收获了极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一旦获得,就不再那么重要。“我觉得我已经获得足够多的肯定了,我不太需要这些东西了,可以以后不用太在意这些了。”
李威有挑战自己的野心,“自己在其他方面、体力方面,可能真的不能参加奥运会,在脑力方面有没有可能破世界纪录,拿个冠军?”
生活有更广阔的光谱,脑力是其中一色。王昱珩不满的是,即便在展示脑力的层面,记忆力强常常与和“最强大脑”成正相关;而这背后,潜藏着应试教育的需要以及市场逻辑。
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解题,“我不能证明我是最强大脑,但是我可以证明你不是最强大脑。”
未完成的反抗
中日赛仍在继续。这场录制事后被证明是节目历史上耗时最长的一次,像构造复杂的齿轮,不断磨合着少女组合的流程,以及复杂的脑力比赛规则。录制结束时,时针指向凌晨2点。王昱珩将在那个时候宣布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第三个项目是速算。中国队的陈冉冉和日本队的土屋宏明势均力敌,两队比分胶着不下,直至拖入耗时一个多小时的加时赛。陈冉冉在军队的速算班里训练过12年,曾为国家获得许多荣誉,打破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她是一名律师,速算的能力常常被运用在超市结账的时候。为了比赛,她每天下班之后,在地铁上练习速算。
已是深夜,现场观众大多腹中饥饿,困顿不堪。鏖战之后,平局的结果再次出现,但节目组并没有准备更多的题目。一位导演冲到评委席,双手划开,表示持平。国际评审宣布,中日战平,速算这个项目中,陈冉冉和土屋宏明不分伯仲,应双双晋级脑王赛。
所有的队员上场接受祝贺。陈冉冉并没有欣然接受这个结果,她反复说,应该让王昱珩去。评委回绝了她的提议。
王昱珩终于说出他早就想说的话,“这本来也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主持人蒋昌建回应到,“如果《最强大脑》的这个舞台只是赢得了你刚才那个表态的话,那么三季以来,我们所有的劳动和心血都被低估了。”
一个具有常人罕见能力的人,和一个推崇能力的舞台,本应是双赢的局面。但到现在,不知道为何有了互相辜负的错位感。
按照赛制,比赛结束后,国际评委将从赢家中挑选一名队员进入最后的脑王争霸赛。如果平局,则会打开一个事先封存的信封,宣布本场最难的项目,赢者晋级。
王昱珩之前告诉我,信封里装的就是唇印那道题。但现在,双方真的出现了平局,那个传说中的信封并没有被启用。
节目组则表示,速算本就是最难的那一道题。事已至此,启不启用信封都没什么区别。
王昱珩仍感到欣慰,他展现了一道题的另一种解法。人的大脑有多种潜能,他的能力与快乐有关。
尘埃落定后的一个午夜,王昱珩和我讲了他那天没有在台上讲出的话,以及没有完成的意外。
中日赛平局之后,如果既定的信封出现,他就会被选为参加脑王争霸的选手。届时,他将请刘健上台,现场解密他们之前对阵的项目“一叶一菩提”。他没有和刘健说,只告诉他“穿得正式点”。
然后,“我就让刘健来替我去参加这场比赛(脑王赛)。但如果Dr. 魏跟规定都不允许、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没关系,我参加可以。那我参加的时候,我就会故意诚心地,或者不小心地把脑王杯给砸掉,砸碎掉。”
他语气缓慢,有一种孩童式的天真,拿不准是笃定还是夸张。
“不是说比喻意义上的砸,而是真砸吗?”我问。
“对啊,我可以不小心胳膊肘一碰,(脑王杯)滚到地上,给它碎了。”
他还打算做三个小玩偶,小金人、小金鸡、小金马。砸完脑王杯之后,他会掏出这三个玩偶,当做赔偿发给脑王赛的每一个选手,“因为我觉得他们演得很好。”
他觉得,这次意外没有得逞的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提前说漏了嘴。聪明人另一个常见的特点,就是忍不住到处宣扬自己想到的那些精彩的点子。
“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个舞台,本身是一个素人的节目,变成一个造神、甚至跳大神的趋势。”他说。
像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中的主人公那样,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反抗。小说主人公想要打劫面包店而不得,多年后得偿夙愿,但最终重归束缚。打劫完成之后,只能继续睡觉,“等待汹涌的潮水将我送往相应的地方。”
王昱珩和节目组的一个导演谈起过他怒砸脑王杯的想法。那位导演告诉他现实中如何令汹涌的潮水各归其位,解决反抗的方式很简单——你说的这些屁话,都给你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