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童小鹏 周恩来夫妇秘书赵炜:三十七年西花厅岁月

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离开西花厅。

1944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见证很多重大事件 周总理临终嘱托照顾邓颖超 曾为她捧骨灰

从1955年至1976年周总理去世,她为周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专职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37年的西花厅岁月,让她对周恩来总理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高尚品格有充分的体会。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的赵炜,近日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夫妇的点点滴滴,还原一对真实的总理夫妇。

赵炜说,她把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她一生。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革命前辈的事迹,让总理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图/受访者提供

每当讲到那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年过八旬的赵炜仿佛又回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赵炜把最好的岁月和回忆,都留在了西花厅。如今,已经退休的赵炜每年往返于很多学校,给学生们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故事。

夫妻交流用传字条的方式

“恩来,你应该休息了”

1955年3月,23岁的赵炜被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从此开始和周恩来与邓颖超长达37年的接触。在赵炜眼里,这对革命夫妻的感情始终十分融洽。“他们之间互相关心,从形式上看,邓大姐关心总理要多一点。”但在周恩来总理工作之余对邓颖超的关心可谓细致入微。每次工作完回到家,首先问“大姐在哪里”,如果邓颖超没睡,他会过去和她聊聊天。如果她已经睡觉了,他就换上拖鞋,走路轻手轻脚。

赵炜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总理高强度的工作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理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开完会回来都是早上8时多了,最早也要到凌晨2时多,他工作最短12个小时,最长16个小时以上。”长期熬夜,周总理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我们看着很心疼,他每天熬夜,心脏也不好。”

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周恩来的房间只有十多平方米。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晚上11时前准时睡觉。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才开始休息。

虽住得很近,但两人仍得用传字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沟通。邓颖超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递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恩来,该起来活动活动了。”等等。“总理办公和住都在西花厅,又无儿无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私人生活,主要是工作。总理办公基本上在深夜,而大姐这时已经睡觉了,所以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吃饭、说话。”

最让赵炜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回到家发现,邓颖超躺在地上没了反应,他吓了一跳。赶紧喊:“小超,小超,你怎么了?快醒醒!”在家中,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大姐”,这也是赵炜第一次听到总理叫邓颖超“小超”。

后来才知道,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劲突然上来了,进入睡眠状态。“她吃安眠药,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先吃,然后去洗漱。”赵炜说,这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周恩来对妻子的关切,给赵炜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理一双鞋换底穿了20年

旧房维修遭夫妻一致反对

1964年10月的一天,赵炜和其他几位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一起开会,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试爆,希望办公室的人注意保密。“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但就邓大姐不知道,她当时是中央委员,因为她不管这个事。

”赵炜表示,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有严格的保密纪律。比如在上海,周恩来联系的人邓颖超不知道。邓颖超联系的人,周恩来不知道。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赵炜回忆说,周恩来原则性非常强,他的办公室,就连夫人邓颖超也不能随便进。周总理在办公室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任何人不得在现场。“通常我们看到他接电话或者要打电话,都先主动退到办公室对面的卫士值班室去。但有时周总理会在打电话时摆摆手,这是不用出去的意思,有些事需要我们去办。周总理对秘书打电话也有严格要求,他从不许秘书在卫士值班室打电话谈他交办的工作,而是要求我们一定回自己办公室打。”

但对待生活,周恩来更像是一个朴实的老百姓。“他的衬衫都是破的,中山装,从外面看,领子是新的,实际上衣服都是旧的,睡衣都有很多补丁。一双鞋,穿了20多年,底子换了又换。”由于生活简朴,西花厅一直没有维修。

1959年,国务院决定对西花厅进行维修,但这遭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反对。经过组织同意,在他上班时,把他房间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看,灯换了,铺了地板,他很生气,不住了。“邓大姐问新窗帘谁让换的,我说我让换的。

她问:‘你为什么要换?’我说,旧窗帘放水里一提溜都不行了。她说:‘不还有行的吗?’我说,行的那也不能一块白一块黑啊。她又说:‘不能用,必须用旧的。’我没办法,只好把我办公室那窗帘换过来,我用新的,旧的给他们。这事才算解决。”

在赵炜的记忆中,周恩来夫妇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里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们的侄女、外甥女,从来不接触他们的工作,也不许进他们的办公室。他们来了,不许让厨师给他们做饭。到食堂,让管行政的工作人员买饭票,吃食堂。他那些侄女,上学放学,也没有人去接送。有一次,警卫要去接送,被邓颖超制止了。

总理临终前嘱托

“你要照顾好大姐”

赵炜是照顾周恩来总理直到他生命终点的人。1975年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低声说:“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坚持说:“要握。

”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说:“你要照顾好大姐。”赵炜的眼泪直往外涌,邓颖超在后面拽着她的衣服,她转头跑出病房,背过身去大哭。此后的三个月,赵炜天天去给总理念文件,还给他们当翻译。“总理的淮安口音说不清楚,大姐听着很辛苦。因为病情加重,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我大概还能听懂,就当翻译。”

1976年1月8日,是赵炜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平常邓颖超都要到医院,那一天,她说,昨晚回来时总理的情况还可以,就让赵炜打个电话到医院问问情况。8时多,赵炜打电话到医院,对方说还可以。但半小时之后,医院那边来电话,说:“赵炜,不好了,赶紧过来。

”赵炜当时一听,腿都软了,脸都变色了。为了稳定住邓颖超的情绪,她强忍着悲伤,陪邓颖超上了汽车,向305医院驶去。上了车,她才跟邓颖超说:“大姐,情况不太好。小高让我们快点。”邓颖超加紧了脚步,进了病房,医生、护士都在那里大哭。9时57分,总理停止了呼吸。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扑在周恩来身上,抽泣着喊道:“恩来!恩来!”

3天后,当周总理的灵车经过长安街、驶往八宝山的时候,赵炜目睹了几百万群众自发送总理离去的一幕。“一出门,怎么这么多人啊。转过长安街,纱帘一拉开,人山人海。大姐说,‘告诉灵车快点走’,但那时也没手机、BP机,没办法,只能慢慢走。

平时半个小时就能到八宝山,但那天,走了1小时5分钟。”赵炜回忆说,邓颖超异常坚强,在周总理去世前后,她一直没哭过。周总理的遗体火化后,邓颖超一进门就拉着赵炜的手说:“赵炜,我心里特别想大声哭,像被石头压着一样。”赵炜说,其实当时秘书们都想哭,但不敢当着邓颖超的面流眼泪。赵炜对邓颖超说:“你今晚就放声大哭吧。”后来,大家一起放声大哭,把心里压抑的痛苦全哭出来了。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专职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在此后的17年,邓颖超和赵炜朝夕相处。她不敢忘记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总理把重任交给我了,让我照顾好邓大姐。不是下决心的问题,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赵炜说,第一,他是中央领导,他的嘱托我得服从;第二,他是我的上级领导,首长交代的事情,我得办好;第三,周总理夫妇是父辈、长辈,自己作为晚辈,也应该尽到责任。三重责任下,自己必须加倍努力照顾好邓大姐。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辞世。作为一个陪伴了邓颖超27年之久的老秘书,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遵照邓颖超遗愿,赵炜用装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捧回了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

对话赵炜:

“我对得起总理的嘱托”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和总理见面时的情形吗?

赵炜:我在西花厅工作了一个月,才偶然碰到了在西花厅散步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当时总理穿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我当时想,怎么办?走还是不走呢?其实我当时很想见总理一面。但见了也没想好说什么,只好站在那里。

警卫向总理介绍说:“这是财经组的赵炜。”总理和我握了手,问我哪里人。我当时很紧张,说话声音像蚊子一样,手心直冒汗。总理说:“咱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别紧张。”邓大姐说:“以后见面机会很多,别紧张。”后来,再跟他们说话就不紧张了。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在总理和总理夫人身边工作这么多年?

赵炜:我忠诚。但话说回来,共产党员哪有不忠诚的,不忠诚你哪能到总理身边工作啊。我也解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缘分。

记者:总理临终前让你照顾好邓大姐,觉得有压力吗?

赵炜:不觉得有压力。看着总理病成那样子,我难过。自从总理去世后,我根本不回家。我过去用十分努力,总理去世后我用十二分的努力照顾邓大姐。有时邓大姐要是对我工作不满意,她笑着说:“你对得起死者的嘱托吗?”我说:“这帽子太重了。”凭良心说,我对得起总理的嘱托。

记者:总理临终前没有和邓大姐说什么吗?

赵炜:大家觉得总理临终前,要跟邓大姐说一些悲伤的话。没有。我只记得有一天,总理突然对邓大姐说:“我有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邓大姐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和你讲呢。”两人对望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

记者: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了30多年,还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赵炜:太多了。总理对数字特别认真,决不许说“大概、差不多”。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他要掌握炼钢的进度。在总理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着表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我每天要在总理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

有一天,我填好数字正准备走,周总理进来了,发现上面有个数据不对。我就回办公室取了表格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总理知道后说:“那你对了,是我记错了。”当时我就觉得总理很平和。当总理问你问题,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不懂装懂,你不全知道时,你可以说我回去查查。你如果说“大概、也许、好像是”,那肯定不行。

记者:总理对邓大姐说过的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

赵炜:一句话,“我的后事就拜托你了。”这句话分量很重。他真的是为国家事业鞠躬尽瘁。

记者印象:

年逾八旬 好干练、好利索

一次偶然的工作调动,赵炜被分配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从此和总理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先后做总理和邓大姐的秘书,她的一家和总理一家一直生活在西花厅这个院落里。就像邓大姐对赵炜说的那样,“两家并一家”。在总理的祝福声中,赵炜和丈夫在这里喜结良缘;在总理和邓大姐的说服下,赵炜的女儿诞生了。就像赵炜自己所说,自己和总理夫妇的关系超出了上下级的关系,亲如家人。

虽然赵炜谦逊地表示,在总理身边工作30多年是因为缘分,但年逾八旬的她讲起话来条分缕析、掷地有声,绝不拖泥带水,却又和蔼可亲,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赵炜能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30多年,深受总理夫妇信任,绝非偶然。

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37年,也让她成为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他们朝夕相处,她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总理夫妇的平凡与不平凡。

通过赵炜倾情的讲述,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总理更加可亲、可敬,感谢赵炜这样的“身边人”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总理。这种视角下的总理,更可亲、可敬,更让人感觉到总理夫妇的人格魅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