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周恩来 童小鹏: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我党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全面抗战的实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和斗争的这段时期,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先到西安,以后又到武汉、重庆、南京,直到1946年底回到延安,在他身边工作了10年。周恩来同志那种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一直深刻教育和感动着我。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到达武汉,长江局正式成立,王明是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即12月21日,即和王明、秦邦宪一起会见了蒋介石,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订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

会谈中蒋介石故作姿态,说了不少好话,认为我方“所谈极好,应照此去做,前途是会好转,我的想法也不过如此。”“外敌不足虑”,“只要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蒋介石知道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汉帮助工作。但是对于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谈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当时恩来同志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订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

我党是想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它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抗战。

但蒋介石并没有真心实意和我党合作,否定了前两种形式,只同意第三种形式,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在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

这种低层的合作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两党关系确也有所改善了。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要恩来同志也担任副部长。对于这件事,恩来同志处理得非常得当,他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这种工作,向蒋介石婉言推却;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当蒋介石采取合作态度时,“一般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

1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恩来同志上任,他再次请示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他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他和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

经过中共中央同意,恩来同志终于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国民党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恩来同志分管政治部三厅。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做出许多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建三厅和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方面,为了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以影响和带动文化界爱国人士投身抗战、靠拢中国共产党,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进行肝胆相照的商谈,拒绝了国民党派特务骨干来控制三厅的要求,使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三厅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

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三厅在进行抗战宣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传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三厅不可能都把他们请来,于是恩来同志指示阳翰笙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他还拜访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他对“文协”给予支持。三厅成立前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以文艺为武器动员人民,打击敌人。

影响较大的活动如成立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对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他们还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动员了许多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也百壮士》,也很生动感人。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还亲自到拍片子的电影厂,恩来同志鼓励他们努力工作,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

以后袁牧之、陈波儿都被恩来同志送到延安。恩来同志还为各演剧队制订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文协”和各协会的活动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它们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也使不少人倾向于共产党。

抗战1周年时,三厅举行的献金运动,是一项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的运动。当郭沫若同志向陈诚表示要举行这项活动时,陈诚断言一定会失败,而失败将带来不好的影响。

事实与陈诚的断言截然相反,武汉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的5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难民、乞丐。恩来同志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1个月薪金240元。

我们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捐献。献金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热烈展开,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恩来同志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2月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在旧中国算是销路很大的了。

恩来同志曾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

《新华日报》在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需在武汉、广州大量翻印,广为发行。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40多种,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

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汽,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

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传了抗战,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在武汉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恩来同志十分关心长江局在武汉等地组织与领导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开始不久,各界群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成立民先队的影响,在武汉成立南方“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救亡团体。

1938年2月,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领导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推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任理事长,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导生都担任过领导工作。

这些组织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派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厂中工作,并建立和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

恩来同志还指示长江局工委请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出面组织“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工委成员刘群先、廖似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筹备工作。筹备会提出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联合世界劳工团体,发动工人参加抗战等九条纲领,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计划没有实现,但这次和劳协的合作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争取了许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也促进了朱学范和我党继续合作。

正是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武汉以及南中国许多城市活跃起来。当时人们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武汉白色恐怖严重,这时则是生机勃勃,“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过来了”。这里倾注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

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夭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

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联络,是长江局时期我们党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恩来同志和董老、叶剑英亲自去做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恩来同志除了在八路军办事处亲自接见各方人士外,还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劢、左舜生会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交谈对时局的看法。

我们和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友谊,主要是在长江局时期开始的,这对重庆时期及以后的工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恩来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冯玉祥长期和我们有联系,恩来同志和董老曾与他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冯先生同情、支持我们,他在汉口办了印刷厂,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向延安图书馆捐赠大批图书。

大家知道,台儿庄大捷是当时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恩来同志曾经起了作用,这就鲜为人知了。这次战役爆发之前,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率领一批参谋人员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在启程之前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就这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交换意见。恩来同志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徐州一带的地理形势,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我军将予以密切配合。在徐州会战中,恩来同志向中央建议,指示新四军三支队张云逸部在津浦路南段加强活动,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团等牵制敌人由南京北上增援。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三八旅则在津浦路北段牵制日军南下,这样使得徐州战场国民党军队减轻压力,得以在台儿庄周围集结部队与敌军决战。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我方予以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既参加抗战,又怕被蒋介石吃掉,他们想和我们拉关系以互相声援,特别希望我们派得力干部帮助他们治军。

我们利用这种机会派人到这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曾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桂系的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时,在武汉会见恩来同志,要求派人帮助他工作。

恩来同志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浙江,这些人受到黄绍竑的信任,成了省、县政治工作队的骨干。对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张冲,恩来同志也很重视做他们的工作。1938年3月,邓锡侯来到武汉,恩来同志诚恳地向他提出,川军应与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

邓锡侯接受这一建议,他的部队驻扎在老河口,和新四军驻地紧邻,经常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长江局还派薛子正同志到滇军一八四师担任师长张云鹏的秘书,后来升任参谋长。

又通过张云鹏做龙云、卢汉的工作。抗战中,昆明有一点民主气氛,能容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解放战争期间,龙云、卢汉、程潜、邓锡侯都先后摆脱反动营垒,走向人民,这和我们党特别是恩来同志做了多年工作很有关系。

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恩来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并深入中国腹地,直接威胁到它们在华的利益,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合作。

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配合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活动。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汉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肯定他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提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绥靖”政策甚至企图搞“东方慕尼黑”,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投降妥协的危险性。

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号召全国募捐100万美元救济中国困难时,恩来同志在武汉会见美国总领事戴维斯,对美国政府这种行动表示赞赏和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中美友谊。

恩来同志和博古在“八办”,会见美国主教洛根·鲁特斯并留影,影响一直传到他的后代。 这一时期,周恩来同志还接触了一些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如新西兰的艾黎,美国作家斯诺,荷兰的电影艺术家伊文思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长江局时期,恩来同志对党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王明推行“左”倾路线,白区党的秘密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这时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长江局随即发出《关于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首先解决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恢复党籍和重建组织的问题,然后发展新党员。

在这方面,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国民党不让我党组织公开活动,这是在秘密的状况下并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进行的。

1938年九十月间,南方各省省委一级组织得到恢复的,有湖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包括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还恢复了一批市委、特委和县委。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初,党员的发展也很快,这里只举两个省为例,湖北从20多人发展到3300多人;河南由46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对于上海党组织的重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非常重视,他们分别同刘晓同志谈话。

恩来同志强调: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对保存下来的组织不能按原班人马接过来,而要个别审查清楚后,再确认其关系;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党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又有荫蔽条件。

刘晓根据这个指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成立了江苏省委。 对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长江局也很重视,1938年初,曾指示各省省委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湖北省委在武汉、黄安举办党训班。

各省也以不同方式开办党训班。 在武汉时期,还有一件事要提及的是恩来同志同张国焘的那次斗争。1938年4月,曾在红军长征中屡次违反中央决议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趁参加祭扫黄陵的机会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向国民党,经胡宗南派特务护送,由西安到达武汉。

消息传来,恩来同志很震惊,也很气愤。为了设法挽救,立即同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研究,并让他带我和邱南章、吴克坚到火车站去拦接,要婉言请他到办事处来当面商谈。

我们等了三个车次,最后把张等到了,李克农请他到办事处来同周恩来同志等当面商谈。虽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的耐心劝说,给他提出几个方案,希望他留在党内,可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最后投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为可耻的叛徒。

长江局只得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央决定把他开除出党。这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在长江局党员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并教育全体党员要提高思想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给大家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党课。

由于王明过分地相信国民党,吹捧蒋介石,提出所谓“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放弃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使长江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如徐州失守以后,中央曾指示动员干部和青年到敌后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有些地方贯彻不力等。

但是由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和各省委的同志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王明的错误有所抵制,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1938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扩大)全会,通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去参加会议,我也随他们回延安。我们是9月29日乘火车离开武汉到西安,转乘汽车到延安的。周恩来等同志到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

六中全会之前先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工作报告。9月29日,开始举行六中(扩大)全会。当时,日寇正加紧向武汉进攻,国民党在日寇武力进攻和政治诱降下,亲日派加紧活动,蒋介石也表现动摇。

为了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争取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经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于9月29日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并决定恩来同志参加全会开幕后即携此信经西安飞武汉面交蒋介石。

恩来同志于10月初赶回武汉,即向蒋介石面交了毛主席的信,并口头陈述了我党对于加强两党合作坚持持久战的意见。

同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指挥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一直到24日晚,他还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待报社同志撤退后,他才最后乘车离开武汉,这时,日军的炮声已经逼进市区了。

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途经长沙、南岳、衡阳、桂林等地,他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当局蒋介石、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等提出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持久抗战的中肯意见。

张治中在长沙大火后遭到各方责难,得到恩来的热情帮助,使他终生难忘。 1938年12月上旬,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由桂林到重庆,根据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南方局时期,恩来同志作出了更加光辉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