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教授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上海基层治理改革很有勇气

原标题:两会澎湃观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上海基层治理改革很有勇气

历时一年的调研,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完成结项,进入全面落实阶段。调研形成的“1 6”文件,主要解决街镇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力量建设、管理执法等治理资源配置、基层组织基本经费托底保障等四大突出问题。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作为上海市决咨委几位外省市委员之一,“局外人”看上海却能看出一番新意。他告诉记者:“这个课题关注的是最多数人的利益。对于上海来说,这称得上是一个‘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将城市管理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行统筹,并着重关注街道和居委会,推进基层结构的职能转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最近,上海市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经过一年多的专题研究,公布了“一号课题”,系统提出了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方案和举措,你是上海市政府的决咨委委员,你又生活在北京,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长江:一号课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课题关注的是最多数人的利益。称为“一号课题”,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对于上海来说,这称得上是一个“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将城市管理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行统筹,并着重关注街道和居委会,推进基层结构的职能转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课题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具体到街道和居委会的职能转变。多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政府有发展经济的任务,所以担负了很多经济的职能。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也确实需要有政府主导,有政府的推动,所以我们的发展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

但是经历了一段时期之后,问题就出来了,譬如说你一味地招商引资搞经济,那会不会影响到生态,会不会导致与民争利,会不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此等等,这就提出了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问题。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政府应该把更多的东西还给市场自己,所以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政府,就是要规范市场,要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良好的自然环境,总之是要治理好这个国家,要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一号课题体现了这个取向,我觉得还是挺前卫的。

记者: 说明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对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了。

王长江:对问题的共识是有的,但更重要是改革的勇气,因为任何改革背后往往都存在着利益的博弈。上海采用的方式比较好,它不是一下子把利益给你夺走,而是同时也有补偿。街道和居委会的运行需要资金,就给你提供比较充分的资金,但要求你干好应该干的事情。

记者: 你对一号课题的第三个印象是?

王长江:第三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要转变职能,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权力的重新配置,如何在这个配置过程中科学分权。说到分权这个概念,咱们过去似乎很害怕它,好象一说分权就是说要分共产党的权,不是那么回事!十八大报告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权力运行体系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么一种权力运行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这个课题成果也比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社会治理要求的分权。

比如说给街道和居委会以不同的职能,街道的一些权力被转移。过去,街道也是有很多权的,而现在作为基层的结构,需要有更多的职能来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事情。再一种分权就是加强社会的自治权。基层治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社会自治起来。这方面一号课题也有充分的体现。

记者:我也感到,这个课题的基调就是扩大基层自治和社会参与,进一步激发区级政府和它的派出机构的活力和能量。另一方面,基层社区也注重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王长江: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党的建设要抓,但是过去一说党的建设,那党就要领导经济发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最后全落到经济上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实际上党不管党、不抓自己的主业而主要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状态。现在等于说我们要超越经济建设来谈加强党建。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建设,应该有大量的精力花在社会治理上。党的工作直接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这是名正言顺的。

记者: 在城市基层社区的经济发展职能逐步转移之后,加强党的建设,其实还包含了社会服务的功能。

王长江:这里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街道是政府的派出机关,而居委会是社会自治组织。那么,居委会人员的待遇通过行政拨款来解决,那是不是就影响到这种自治的性质?我在过去的研究中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给这些人必要的待遇,但是必须要名正言顺,它不能是一种行政式财政拨款,而可以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方式,来实现这种社会的治理。

使居委会更能够体现自治,而自治就是居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像上海这种特大型的城市,一个比较好的管理取向是什么呢?前几天我采访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林尚立教授时,他的一个观点是,说上海一定要放在全球的城市群当中去定位自己,不要总在国内比,需要用全球的视野看上海政府的管理以及社会的治理。

王长江:我同意这个观点。我理解,如果从全球的视野去看城市管理,那么很多城市的自治水平,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市或者一个区,大家生活在这里,就推举一些人,成立一个市政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城市的市政管理。城市无论大小,都是一个自治单位。所以要说从全球视野,那城市的自治是非常核心的要义。

记者: 你觉得这是我们的方向吗?

王长江:那当然是我们的方向了。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管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决定。

记者: 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它的管理的布局、行政的布局,如何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王长江:我觉得“一号课题”里所体现的一点,就是发展基层自治。这个基层就是城市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本来就是自治组织,但是我们过去还是赋予它太多的行政功能。所以说这次上海的职能转变就是要它返回到自治组织这个本意上去。

记者: 从上海的“一号课题”来看,和北京比的话,有些什么特点?

王长江:北京我目前尚没有听到全市性的部署。北京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的区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做得还比较好,但还不是全市性的统一行动,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北京还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政的力量。比如说朝阳区很好的一点就是楼宇党建,就是在办公楼、居民楼里建立了党的组织,按照属地原则实现了党组织的全覆盖。而从上海的“一号课题”来看,更多的是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记者:但是不管如何,在一个特大型的城市管理中,那也一定存在一个权力的分层结构以及管理的层级责任问题,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