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是如何写专栏的
在学界内外,周其仁素有“执著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作为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著作等身,口碑甚好。有意思的是,他的不少著作都是由媒体专栏汇集而成。最近的如2013年出版的《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稍远的如《货币的教训》、《病有所医当问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竞争与繁荣——中国电信业进化的经济评论》等。
在媒体开设专栏的作者不少,学者开专栏的相对较少,一些知名学者开专栏的更少一些,知名学者中能一以贯之并以“专栏”闻名的,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就是其中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专栏合集,都一度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就以最近的两本新作《城乡中国(上)》、《改革的逻辑》而言,都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
关于周其仁的专栏,上海财经大学、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曾有一段准确的描述:“能以生花妙笔,有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
因此,一个有趣的“命题”是,周其仁是如何写专栏的?
去年,因获得财经奖学金之故,我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读书三个月。其间,几乎每周六都和周其仁老师在一起,上午听其讲课,下午与其交流,对这一命题也有一些更直接的感触。
当然,探求周其仁如何写专栏,更多还是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观察路径、思考逻辑与写作方法。
观察路径:调研方法的“因果考量”
从文本形式上看,周其仁的专栏包含调查、数据、回忆、亲历、引用、史料、分析、见闻、推理、猜测等多种元素。
其实,这种风格与周其仁的演讲、授课、交流浑然一体——突出案例故事,且往往由其亲身调研得来,独特的新鲜感及真实性,在增加说服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值得细问的是,这些诸如调查、见闻之类的鲜活细节,从何而来?众所周知,当下的学者都很忙,“经济学家”似乎尤其忙,那么,周其仁如何“忙中偷闲”发现这些细节的?
对此,周其仁解释说,得益于“当年杜老(杜润生)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其仁曾加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及土地制度变迁。这种“重视调研”似乎已成为一个习惯。
据周其仁介绍,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来调研,比如买份报纸,会借机和报亭老板聊聊消费者选择;打个车,会和的哥谈谈份子钱。“每个无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宁愿和小贩聊天,也不愿去挤会场”。
同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安排,就是“周其仁的午餐”。每个星期六上午,周其仁老师讲授新制度经济学,他都会挑选一些积极提问并且问题很棒的学生,一起共进午餐。不管是课后提交的问题,还是餐桌上的交流,由于学生出身多元,兴趣广泛,这些问题五花八门,但“一个好的问题是调查和观察的向导”,对于周其仁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调查”,通过这种途径,不仅收集来的素材更为鲜活,话题也更具敏感度。
而对于专栏写作的“方法论”,周其仁似乎格外看重。他有一篇《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专文进行说明:“天下‘道理’,无论优劣,总是思维的产品——概念、命题、推理、逻辑等等,反正与现象再也无关,观察力再也帮不上忙,惟有靠立志理解现象的人开动思想机器,大胆地猜。
猜到了原因,也多少讲出一番道理,事情就算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再了不起的猜测也只是一个猜测,再精妙的道理也不过人脑可构造的无数道理中的一套道理而已。” 他认为,“下一步,我们不妨把猜到的道理当作‘假说’,拿来再检查、再推敲。
到了这个层面,学问就深了,因为如何检查、如何推敲才合乎规格,讲究甚多,离开学术传统不容易无师自通。化繁就简,先易后难,起码也要用常识把猜到的因果联系掂量一番。人人说鸡叫天亮,可是偏有人见识过鸡瘟或禽流感,发现鸡没叫,但是天照样亮了。一个反例击败了流行假说,那就赶快另打主意,向其他可能的方向继续猜因果联系。”
重视调研,并从“因果考量”的角度打量自己的调研,是周其仁专栏写作最为重要的观察路径。
思考逻辑:追问思维的“抽丝剥茧”
周其仁的专栏,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每一“批”专栏,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就是说数十篇专栏探究一个焦点问题领域,层层深入;另一个特征就是每一篇专栏都有超越经济学的意味,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第一个特征,是在一脉相连的基础上保证了思考的深度。客观地说,周其仁笔下关注的范畴,不管是医疗问题,还是城镇化问题,都复杂而庞大,试图通过单篇或数篇专栏文章穷尽其中道理,几乎不可能,而“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写法则容易流于表面。所以,若想深入探讨,议题设置上的沿袭与传承,天然地成了最佳选择。
第二个特征,是在保证对某一具体题目深入思考的前提下进行的“工具外借”。比如他在探讨困扰国内城市的“居住证”问题时,追根溯源,发现了“老大哥的坏榜样”,即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地学苏联经验。
而“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他找到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的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那么,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周其仁又追查到是斯大林沿袭了1917年前沙俄帝国时代的做法。
而“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这样一番“小心求证”,基本上将“居住证”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了。
此外,就像对“居住证”的思考一样,周其仁对诸如“允许”、“权利”之类既有政治意味,又有行政色彩的词汇,都从不同维度进行咬文嚼字式解读,“人云亦云的东西往往靠不住,每句话、每个词都要弄清楚”。
而这些专栏中,历史层面的梳理,法律层面的考问,政治学维度的思虑,都随处可见。
这两个特征,说到底有一个共性,就是需要大量的专业积累,来提高写作“势能”。周其仁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看过水库吧,关闸憋水,水位越来越高。一道开闸命令,水的势能就释放出来了。”(《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用来比照其专栏的话,周其仁的写作更多是一种势能的释放,势能的水闸后,储存着知识、阅历、经验、思考等公共知识与个人知识,也杂糅着个人的独特成长体悟。
他在《“城乡中国”开篇的话》中曾自述:“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五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
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成都城乡,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浙江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
可见,周其仁的追问思维蕴含在这“势能积累”的思考逻辑之中。
写作方法:问题意识的“故事切入”
学习经济学,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总喜欢从一个个“小切口”的故事展开,逐步进入到对理论的探讨。
从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到里德的“铅笔的故事”,都让人经久难忘。而周其仁致力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如此,结合一个又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故事来谈。比如,英国的灯塔、美国的电报(相互干扰的电讯频谱)、瑞士的公共高山草场,张五常的“卖桔”,欧洲3G牌照拍卖……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案例,引人思考,思考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思考组织成本与交易费用等。
周其仁的专栏写作就是如此,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透过我们身边的故事,比如关于“秦镇米皮”的《秘籍何以不自珍?》。
正如周其仁所言,学习经济学,要从好故事开始,有了好故事,关键要有好问题,有了好问题,就去不停地猜答案。
围绕遍布大街小巷的“秦镇米皮”,周其仁的追问是:像秦镇米皮这样,家家大张旗鼓出售制作技术,完全不在乎“商业秘密”流失,不免过于夸张了吧?从道理上问,卖家掌握的技术秘诀,有极大的商业价值,为什么有秘笈而不自珍?仅收一笔小钱,不但公开传授,且“包教包会”?难道不怕影响产品销售?不怕制造出竞争对手?民间相传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比如“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又比如“传儿不传女”之类,怎么突然就不管用了?
故事是真实的案例,思考是真实的思考,经过一番抽丝剥茧般细细追问,周其仁又联想到“兰州拉面”、“过桥米线”、“沙县小吃”、“土家烧饼”等现象,这些名扬天下的中华小吃,为何如此“不重视产权保护”?
“猜测”、“推理”之后,他的结论是:“从来没有看到谁下达全国推广计划,但是不知不觉之间,老百姓用很低的价钱,就可以享受各地历史知名小吃。反省起来,这早就是一个应该追问的经济现象。举一反三,‘保护知识产权’原来有多条路线可走。自发市场选择里面的学问,世人千万不可轻看。”
类似的故事,在周其仁的专栏里颇为常见,有些被一些形象化的意象所代替。
概言之,周其仁写作方法的“秘诀”,是融问题意识于故事表达之中,“在观察、发问、猜想之间,不断反复练习,养成推敲事实、推敲理论的习惯”。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本文引文内容主要来自周其仁的相关著作,及作者与周其仁的交流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