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书法 刘正成: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书法审美历程
《书法艺术概论》下篇书法审美历程(十章)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与书圣王羲之
刘正成
这一时期通常被书法史论家称为书法艺术的自觉期,它与这个时代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相匹配的。这个时期楷书从钟繇(151-230) “旧体”发展到王義之(303-361)“新体”[1],大约用了150年时间,是楷书形体与笔法的确立期。
“永字八法”是王羲之楷书所确立的中国书法点划与结字的规范,于是篆、隶、草、行、楷五体齐备,中国书法结束了书体演变过程。同时,书法家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身份得到确立,书法作品开始由作者署名,史书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等以“工书”列传记名。
书论家认为:前此,中国书法发展史以书体演变为主要特征;后此,即以风格演变为主要特征。一 由隶入楷与钟繇旧体:《荐季直表》如果说程邈是变篆为隶的枢纽人物的话,钟繇就是变隶为楷的枢纽人物,故后世尊钟繇为楷书之祖。
前所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繇“书分三体”一文中,所谓“铭石之书”即指汉隶八分书,所谓“章程之书”,即是楷书,用于“传秘书、教小学者也”的工整方正的规范书体,这个书体在魏晋以后就逐渐演变並最终代替八分隶书成了新的“铭石之书”。
齐王僧虔(426-465)的《论书》所载钟繇最有名的作品是《宣示表》,它在西晋灭亡时被王导藏衣带中渡江后传给了王羲之。
但宋人刻此帖乃是王羲之的摹本。比较近于钟繇精神的应是《贺捷表》与《荐季直表》,两帖均刻入宋《郁岗斋帖》,但后者曾见有传世墨迹本,后毁而仅存一照片。这两帖与《宣示表》最大的不同点,《宣示表》已少隶书意味,而此两帖结字扁方、点画多呈燕尾,是带着浓厚隶书意味的楷书,故书史上皆称为钟繇“旧体”。
这种与隶书混同使用的“旧体”楷书,已被上世纪90年代中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吳简墨迹所印证,确为三国时期的流行书体。宋元以来,帖学由并称钟王而独尊二王,赵孟頫、董其昌为其代表,至明代后期,王宠、徐渭、黄道周等小楷学钟繇,朴厚古雅,遂成一代新风。
二 永字八法与书圣王羲之:《兰亭序》王羲之新体和永字八法 从钟繇“旧体”到王羲之“新体”,楷书书体经过150年左右时间而成熟,这个成熟的标志就是王羲之新体所确立的“永字八法”。唐、宋书法文献均讲到“永字八法”,并归之于钟繇、王羲之、智永、张旭诸人。
但就其作品分析,王羲之更贴近。宋《古今事文类聚•永字八法》云:王逸少工书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永字八画也。[2]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篆书乃中锋圆转一种笔法,隶书用侧锋方折作蚕头燕尾扩张为两、三种笔法,楷书乃备“侧、勒、弩、趯、策、掠、啄、磔” 八种笔法,“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
这一发展很像中国古典音乐从埙的两度音阶,逐步发展为“宫、商、角、征、羽”五度音阶,再增加“变征”、“变羽”两个半音而成七度音阶演成各种乐曲一样。
这从我所选钟繇和王羲之的相同楷书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从犹存隶意的钟繇旧体,到脱尽隶意的王羲之新体点画八法的成熟过程。
王羲之楷书终结了书体演变的过程,並为其后的唐楷确立了基本的形式法则。《兰亭序》与书圣 书法获得文化自觉的典范,是王羲之《兰亭序》。《兰亭序》虽然只有虞、欧、褚等唐代名家摹写本,包括弘文馆中高超的宫廷摹写技术保留了其崇高的艺术价值。
《兰亭序》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精妙绝伦的笔墨技巧和章法布白的完整性上,而且体现在与作者融为一体的文化与情感表达的深刻性上。《兰亭序》具备了书法作为艺术作品,从书家与书作、内容到形式的全部审美因素。
在魏晋玄学和士人清议、品藻人物以及两汉儒家经学崩溃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彻底摆脱了几千年书法附庸于文字、服务于装饰的亚艺术地位,从而成为表现人格个性、诗意情怀以及人文价值选择的不二经典。
被后世尊为“书圣”的王羲之,由天才般的艺术创造力所表现的他清高自标、恃才傲物的人格魅力,及其超越死生的旷达情怀,是震古烁今的。从形式技巧上和风格价值上,王羲之创作了一系列楷书、行书、草书经典作品,诸如著名的《黄庭经》、《十七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姨母帖》等诸帖,其综合艺术价值均逊于《兰亭序》。
被尊为“二王”之一的王羲之之子王献之(344-386),其行草书《鹅群帖》、《中秋帖》等继承了张芝“一笔书”而留下的大草作品,超越了乃父小草的平和书风,实现了更为激情地表达,成为盛唐张旭、怀素表现主义的前导,这也是“二王”并称的原因。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乃绝世之作,其娟秀蕴藉的小楷将曹子建的幽怨神往传达得淋漓尽致,堪称神品。这一时代与王羲之先后的索靖与《出师颂》、陆机与《平复帖》、王珣与《伯远帖》等,均当是其背景。梁武帝萧衍(464-549)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3]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在《王羲之传论》中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曵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4]两代雄才大略且耽于书艺的帝王推崇宣扬,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曹丕(187-226)《典论-论文》称:“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5]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但王羲之这样的书法家却可传名百代。
李世民也做了一件蠢事,他临终命人将《兰亭序》随葬昭陵。由于世间流传的均是唐人摹本,于是,产生了聚讼千年的《兰亭序》真伪之辩。上世纪70年代以毛泽东、郭沫若、启功、高二适参与的“兰亭论辩”延续至今。
“兰亭论辩”的实质,其实是对两晋南北朝楷书书体形成历史的差异性认识。王羲之“新体”成于南方,到南北朝晚期已传播北方,而在此之前,南北社会流行的铭石书和行业惯性的“写经体”写本,其书体演变滞后,于是造成了时空差异。
由于现代考古学资料增多,将进一步证明王羲之书法的里程碑价值。以现存《兰亭序》传世摹本来看,虞世南摹本最得王羲之遒媚风骨和行间气息,冯承素摹本《神龙兰亭》得其布白与字形,欧阳询摹本《定武兰亭》以欧楷结构参之并入石和不断翻刻而流行最广。其实,现存东晋墨迹争议最少的王羲之侄儿王珣的《伯远帖》,应该是最近于王羲之本相的参照物。
三 北朝铭石书:造像、墓志与摩崖曹魏、西晋时期,南北书风趋同,其后由于政治的割据,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地域书风。东晋、南朝相对稳定繁荣,社会推崇文人翰札,以二王墨迹传世以成风气;魏、齐北朝,朝廷更迭,战乱频仍,文事不兴,翰札缺失,尽以铭石书传世。
书分南北派,始于此时。南北书法均源袭钟繇旧体时代由隶入楷的进程发展,但在南朝已流行王羲之新体的楷书时,北朝仍缓慢地脱隶入楷。故《龙门造像》、《云峰山刻石》和《四山摩崖》等北朝石刻书法,均可观察到脱隶入楷和铭石装饰的痕迹。
1、魏碑:《龙门造像》与邙山墓志 “魏碑”一词,得名于清代金石学兴起的乾、嘉时期,以阮元、翁方纲主张弃晋唐宋元翰札帖学书,而取法北朝魏齐铭石书而用。自此以后,书分南北、书分碑帖的争论起,而纷纭错综莫衷一是。
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可以观察到书家与书作的不同层次和特征。翰札书必以名家传世,故传世书作均是精英文化产物。铭石书则以名家和非名家书作共同传世。把北朝铭石书统统归入“民间书法”是一个混淆作者艺术层次分野的误区。
以《龙门造像》和邙山元氏墓志来看,《龙门造像》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宗教行为,因而其书精粗并存文野互见,而邙山元氏皇族人物墓志以及大量精英人物的碑刻均是官方主流文化产物。从《龙门造像》二十品来看:《始平公造像》、《元详造像》、《广川王祖母造像》、《杨大眼造像》等应属官方主流文化之作,书法精整流丽,作者当为书家名手;而《郑长猷造像》、《惠感造像》、《慈香造像》、《一弗造像》等应属民间文化之作,书法朴拙粗野,作者当为普通书手。
而邙山墓志如《元桢墓志》、《石婉墓志》、《穆玉容墓志》、《元腾暨妻墓志》、《元倪墓志》、《元周安墓志》、《张黑女墓志》等均是北魏皇族之物,显然非民间书法。
碑刻中的名品如北魏《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南石窟寺之碑》,以及南朝《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与《龙门造像》、邙山墓志均有一个共同的风格特征,即字形扁方外拓,点画方头方折,这除了镌刻的痕迹外,也是尚未完全祛除隶书八分的体式。这种不稳定书体的北魏书风,比方正圆转书体成熟的唐楷,更容易拓展创作新思路、新格局,从而成了清代乾嘉以后所追求的碑学新风气。
2、摩崖:《云峰刻石》和《四山摩崖》 史载北朝书家书名最著、影响最大的是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其法均来自钟繇和卫瓘,但均未留下署名作品传世。然而,两位书名不显的人物却在山东境内留下两个巨大的摩崖刻石群,一个是郑道昭的《云峰刻石》,一个是僧安道一的《四山摩崖》。
前者在莱州与平度之间,后者在邹县和泰安境内。《云峰刻石》为时任光州与青州刺史的郑道昭与其从吏的游览云峰山、天柱山等的题记,由于其地岩石坚硬,磨砺千年刻字至今犹清晰。
正因为岩石坚硬,凿刻不易,故字形点画方中带圆,与《龙门造像》和邙山墓志方笔方折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成为清以来碑派书风重要的取法对象之一。邹县《四山摩崖》和泰山经石峪,均是僧安道一署名的佛经刻字。
僧安道一《北史》无传,书史无名,《高僧传》亦不载,但他对抗北魏时代的灭佛运动所书刻的大量佛经为他传了名。其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字迹巨大,小则迳尺,大则迳丈;二是书体似隶似楷,非隶非楷,强名之为“隶楷”。正因其书体不定,在追求破体书的近、现代书坛创作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四 写经与写本:王僧虔与梁武帝书论1、敦煌文书 魏晋时代正是儒教礼崩乐坏之时,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中土世俗意识的融入后异军突起,风行南北。北朝的云岗、敦煌、麦积山佛教石窟的宏大足以证明其传教声势。
南朝接见过西来圣僧达摩的梁武帝,也和魏文帝一样甚至定佛教为国教,抄写佛经用于诵习、传播和供养,写经之风盛行。于是产生了一个抄经人即“经生”的庞大职业书法家群体,他们世代相传,并以手执纸卷、二指执笔、悬空作书的习惯,流行一种字形扁长隶意甚浓“平划宽结”的“写经体”书法。
西晋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是其代表。由于受托抄经的供养人不同,其抄经的水平层级也不同。由于北朝多数抄经人无法得到名家字帖学习取法,只能照前辈写手依样画瓢,其写经书体往往滞后南朝楷书新体,始终呈现隶楷杂揉的现象,成为后世所称“写经体”。
敦煌藏经洞所出梁《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券第一》,乃戴荫桐奉梁武帝敕书于天监十八年(519),由江南名刹瓦官寺释惠明奉持。
戴荫桐书史无名,想必是当时的写经高手,其书隶意甚少而多行书意味,当是受东晋南朝书风影响。所谓“敦煌写经”,其实尚有不少史籍,以及道教经典、儒学文献和各种写本,其中有一隋《文选》抄本,书法极似王羲之《兰亭序》,足见南北朝晚期文化艺术交流增多的状况。
北魏史籍写本《晋阳秋残卷》和写经《维摩诘经方便品》,用笔圆融秀丽,完全没有北朝碑刻书中的方折圭角,也足见从铭石书和墨迹的比较中,工匠斧凿所添加的技术因素,扩大了南帖北碑的形质差异性。
2、王僧虔的神彩形质论 按熊秉明先生说法,西晋索靖的《草书势》与崔瑗的《草书势》一样均是书体拟于自然之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文苑传体裁记载秦汉以来书家人名,与虞和《论书表》一样,亦是品藻人物式的论书论人文献。
而王僧虔(426-485)的《笔意赞》所提出的形神兼备论十分重要,其文虽短,足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以及谢赫《画品》之绘画六法的美学精神相通的。《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6]这里所说的“神彩”,当然是指人的神彩,即指书法是人的精神本质的表达,而非炫耀笔墨技术。而书之形质,即笔墨结构,是次于人物神采的第二位的东西。明乎此道,二者兼之,乃是论书的重要理论。
3、梁武帝与陶弘景、萧子云、袁昂论书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一位文兼武备的帝王,除了他研习佛学以外,对文学、诗歌、绘画、弈棋皆有造诣,与他交往的如沈约、谢眺、张僧繇皆文坛艺苑一时才俊,但他在文艺方面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还是书法。
萧衍经常与当世书家陶弘景、萧子云、袁昂等论书,並将自己喜欢王羲之、贬斥王献之的书法主张贯穿在与诸人的论书中。因此,宋人编纂的他的几篇书法论著如《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等,君臣言论互相混杂不分此唱彼合,不排除帝王喜好而左右臣下的因素。
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尊王羲之书为“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不喜欢东晋以来比王羲之书名更显的王献之,称其: 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悉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7]这段文字与袁昂的《古今书评》相同。萧衍推崇钟繇,称其“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而冷淡与王献之表现主义精神相近的张芝,称其“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从中可见其好恶。
君臣相和的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对王献之风行的潮流大加挞阀,称“元常(钟繇)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并论曰:比世皆高尚子敬,字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8]他还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迳直称“子敬之不迨逸少”。他说: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9]萧衍、陶弘景等君臣齐声推崇钟繇、王羲之,贬低张芝、王献之的书学主张,不仅严重遏止了东晋以来表现主义偏激倾向书风的发展,对隋唐以后的独尊钟繇、王羲之中和倾向的主流书法审美潮流起到了很大的定调作用。
还值得提到的是庾肩吾(487-551)和他的《书品》。他与其同事钟嵘著《诗品》一样,将品藻之法用于品书。《书品》中除了除了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列为“上之中”,与前述萧衍诸人大同小异外,其用“天然”与“功夫”[10]的标准评论“上之上”三人优劣。
所谓“功夫”,即指依靠纯逻辑和理性推论的技艺训练,而“天然”则指向了书法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分析,这与佛学的心源求证和心理分析学派的潜意识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应该是中国中古时期十分重要的文艺理论成果。
注释:[1]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四《法帖谱系》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五。[2]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二《永字八法》。[3] [7]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佩文斋书画谱》卷八《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
[4]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晋书》列传第五十《王羲之》。[5]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明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魏文帝《典论论文》。[6]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佩文斋书画谱》卷五《齐王僧虔笔赞》。
[8]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书要录》卷二《陶隐居又启》。[9]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法书要录》卷二《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10] 参见本书上编第六章第二节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