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投宋姗姗 宋姗姗(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考

事实上,部分关于中国消费者态度转变的证据指出,中国的居民正在把更多的个人收入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以及旅游和娱乐领域。这一行为的变化反映在服务业上,由于其更富活力的态势且更加快速的增长,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工业。

将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个人消费上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需要小心谨慎的政策努力。如果一些条件(比如实施适当的结构改革)都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增长风险仍然有可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市场和分析师的恐慌情绪可以部分合理的看作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中国对其他地区之潜在影响的合理反映。一则广泛流传的笑话“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凸显了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其经济规模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中国有影响全球经济的潜力。

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型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修改了其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比去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IMF对2015年和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4和0.2个百分点。

经济主体通常受益于成功地预测市场变数,但是当高度不确定性影响中期前景时,预测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工作。由于这样的预测导致市场参与者出现不一致的行为,市场更大级别的波动随之出现。这在当前的中国的情况中显得尤为真实,最近几个月中国股票股市大幅下滑加剧了人们对中国GDP增长前景的担忧,这使得人们开始产生疑虑,有时候政府无法控制住发展进程,有时政府又试图控制得太多。

虽然股票价格调整似乎已经完成,但市场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担忧仍然持续。

对中国经济到底会如何发展的两级分化意见与3年前的情形并无差异,那时经济学家拉迪与佩蒂斯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实时博客上激烈的辩论着。

拉迪和佩蒂斯争论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缩小到什么程度上,以及消费如何能够成为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还谈到了在中国能否实施可能会削弱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不同于拉迪,佩蒂斯很怀疑中国的经济能否躲得过上世纪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经济发展路径。

这些国家,在经历了由投资拉动的成功的经济增长阶段后,倒在了经济失衡的困境里面,这一困境的典型代表就是由过去的投资而产生的庞大债务负担。根据佩蒂斯的论断,另一个有争议的方面是,如果总需求的组成进行调整,那么私人部门的需求增长率要达到难以实现的高度才可能确保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虽然直到今天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关于上述问题还存在分歧,我们应该有个更加总体性的考量。这就是,当我们思考当今的中国形势时,传统的智慧、政策蓝图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能起到的参考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总是有能力实现难以企及的目标并挑战传统的观点,让分析师和评论家们大跌眼镜。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例子之一且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之突出特点和史无前例的速度,就是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功之一。

一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在国际层面把人民币打造成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货币,同时又做好了加入SDR一篮子货币的准备,中国已经成功的挑战了那些认为“双轨制改革”注定会失败的人。

中国也通过设立一些极富远见的项目显示出了其非凡的活力和行动力,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这些都是为了改善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繁荣,从而提高相应地区的发展水平。人民币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促进了香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合资企业和机构的发展活力,这些机构是用来给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

正如我前段时间指出的,人民币在全球市场被广泛使用跟意在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互动联系。

人们最终应该意识到,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区别过去150年中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2年刚开始革命性的改革进程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仅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2%。

这一数字在30年内增长了近6倍,达到2012年的14.6%。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地区高级顾问丹尼尔·克里曼所言,在其他的强国(如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中,只有美国才能使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在30年内增长一倍。

当前在经济学界,大家的研究都广泛依赖于其他条件不变时的假设,线性模拟预测以及跨国比较等方法。但面对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中,这种公认的研究方法不能为全面分析此类快速变化模式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