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同样是书生——读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百年人生丛书》共三本,分别是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韦君宜的《思痛录》和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景》。看完《思痛录》,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化的良心》,以表达我对韦君宜女士和所有自觉忏悔自觉反思的知识分子的敬重之情;可是看完《毕竟是书生》,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想看看别人的反应。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为什么说“毕竟是书生”?书名取自一幅挽联。1980年,曾为梁效成员的魏建功先生去世,王西征先生的挽联中有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 周先生认为可以用“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概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甚至也可以用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毕竟是书生”,是一种感喟。说白了,就是历尽沧桑般地承认书生的名字是弱者。为何有这样的感喟?因为周先生在“梁效”期间做过点事。而周先生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澄清这段经历。其实事情并不大。在儒法斗争期间,他写过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在“梁效”后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的注释工作。

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还说:“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迟谢(指迟群和谢静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

”他进一步解释:“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当他写到“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周先生欣慰的心情。

   
是啊,毕竟是书生,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要是政治家就好了——但政治家就不会被利用吗?周先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在他失宠的时候;而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何曾说过“毕竟是书生”呢?
   
有人在感叹自己的书生身分,可是也有人一直以自己的书生身分而自豪。

他就是邓拓。毛泽东对邓拓有两个评价,一个是“书生办报”,一个是“死人办报”,意思大同小异,都是说邓拓不听自己的话,不会来事儿。

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刘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

当然,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以反冒进为主。邓拓知道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意思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苦思冥想。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刘少奇和周总理那边又无法交待。而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邓拓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可以避免特别醒目,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

毛泽东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谁是谁非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真理显然是站在书生一边,而不是在政治家那边。邓拓有一枚图章,“书生习气不可无”。这样的信仰,令今天的我们仍然唏嘘不已。

曾几何时,为什么人们一提书生,就会联想到“软弱”、“迂腐”等字眼?为什么在今天仍有“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提法?因为从世俗的意义上讲,书生一无权,二无钱,只有一点虚名而已,而这点虚名,在当权者看来,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媒体赐予的。

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一直标榜而很容易被当权者甚至是文人自身所轻视的——“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这,才是书生所特有的东西。所以一方面鲁迅先生指出:“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陈寅恪先生也说,“弦箭文章几时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评价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中国的脊梁;陈寅恪先生有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这样一对比,书生的高下尊卑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是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有两种迥乎不同的选择,原因很简单,陈寅恪先生所谓“自由的意志与独立的精神”用的是现代语汇,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就是看你胸中是否有那么一点浩然气。有没有那么一点浩然气,就决定了是感叹“毕竟是书生”,还是固守“书生习气不可无”。陈寅恪先生当年认定周一良教授有“曲学阿世”之嫌,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吧。

书生不是借口,书生不是遁词。我们应该还书生以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