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38岁 评论:王选为什么强调“我38岁时是无名小卒”
2006年2月13日,科学家王选在北京病逝。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其实,王选的贡献远不止如此。这里,我不想列举别的什么,只想强调的一点:王选还给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贡献了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一个足以让他不能瞑目的愿望。
人们已经注意到,王选“成名”之后经常反复讲一句话:“院士不是权威,我现在靠虚名过日子。”王选曾多次表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曾有两个巅峰,一是27岁,一是38岁。那时,他是所从事事业中的权威,并且迫切希望得到应有的承认,却“有用而无名”———“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
后来,他离开了他曾经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前沿,“有名而无用”,成为社会公认的权威———“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
王选为什么一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我能从这句话里读到不满和伤心!为什么要让事实上已经成为杰出科学家的王选,继续当了20年的“无名小卒”,为什么一定要推迟20年才让他得到20年前就应该得到的荣誉?毫无疑问,王选反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才体制、人才激励机制的不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句名言:好的社会制度的定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三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陈毅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如果人们常常处于“时候未到”的等待之中,这样的善报和恶报还有什么意义呢?无疑,对善和恶的“回报”不及时、不到位的体制机制,肯定不是“好的”体制机制。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虽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但它强调社会正义的到来,不应当有“时间差”。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说王选对科技体制中的回报机制不满的话,那么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差”上。市场瞬息万变,时间的价值使人们感到坐火车不如乘飞机,在这样的时代,你还要人们在漫漫长夜里等待黎明,也不知道那个戈多能不能等来,这样的体制机制怎么能有活力?它只能让人们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身心疲惫,在等待中消沉、沮丧和绝望。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内充斥着平庸之辈是毫不奇怪的。相反,如果这样的体制能创造出大量有用之才,才是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