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峰多少岁 给李小峰当小徒弟《文章皆岁月》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竞生著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上世纪30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1935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1957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3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4年)。
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