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访谈录《岁月流沙》揭秘文革往事(4)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他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力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力夫讲话》我也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从个人能力看,讲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与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的闲扯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因为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1957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事先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毛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会管你死活。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导火索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你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宣传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对刘少奇是更坚定、更积极而已。但当年的思想状态,即使没有这段经历,也肯定是要起来打倒刘少奇的。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批斗和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1968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那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1968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1966年9月成立了清华井冈山,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7]见到我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着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当然这当中还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态度,以及总理当时不能出席这个大会等,对我也有影响,但无论如何,我非常懊悔,这个决定最终是我做的嘛。

武斗初起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8]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力系的旧电机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