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贝娜采莲 从姚贝娜离世到马季之死 记者讲述名人死亡事件采访的背后
我,作为一名入行10年的记者,参与了北京大大小小“死亡事件”的报道不计其数:马季、侯耀文、文兴宇、张学津、姜凤山……而更多的则是普通人的意外身亡。
到底如何采访死亡事件,如何面对名人与常人的死,我为您讲述京城死亡事件采访的背后。
入行10年,采访过的死人事件数不胜数,当然也包括名人,例如马季、侯耀文、张学津、姜凤山……对于这些名人之死,在我眼里,跟那些因为车祸、火灾、地震,乃至凶杀所命丧无常的普通人之死,没有什么两样。活着的时候再风光,最终一抔黄土罢了。
马季先生的去世,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死亡的当天晚上,我和《法制晚报》的摄影记者坐在他家外面的楼道里,漫无目标的等待着。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再加上一直喜欢马先生的相声,真的很想做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可是,人家死人了,你忍心去敲门吗?我和林晖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商量着这件事儿,都觉得不敲门,是人性;敲门,是责任……最终,我们选择了人性,毕竟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出名。
林晖是老记者,我当时是新记者,就在楼道里从马季先生的意外去世谈到了新闻这个行业,可能我们还都是有着过去生活的情结吧,喜欢相声,喜欢有人味儿的东西,喜欢感慨人之不易,所以当名人就这样去世的时候,我们觉得除了悲哀,还有就是记着这个职业所给予我们的种种意外,恰是这种意外能够让我们感悟人生的很多东西。
后来马季先生下葬的时候,我又去了。从赵岩、冯巩、王谦祥、李增瑞……乃至更多的相声圈里、其他艺术圈里的名人,你会看到谁是真情,谁是假意,谁是真哭,谁是摆样子……观察,是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干的事情,它应该成为记者的潜意识,有人说记者是靠问来采访的,但真正的记者,首先是靠眼睛的——观察力,是采写的生命。
我冒昧的来到了马夫人面前。我是这样问的:“阿姨,您好。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满羿,也是马先生的一位忠实的听众,今天很冒昧来先生的葬礼。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您是否接受我采访,没关系,我知道您很难受,我也知道这样很不礼貌。”
马夫人是这样说的:“感谢您来参加葬礼,谢谢您,谢谢您。但是我现在的心情,您也能理解,我就只想表达我们家属的感谢。”
我看了一眼马东,马东也是说:“谢谢你的理解,我们这次不想特别大的渲染,就是一次亲朋之间的事情,感谢你的到来。以后咱们可以详聊。这次真的不好意思”
我最后这样说:“我明白,应该我来说对不起,我最后只想向马先生表达我最后的致敬。”后来,我冲马夫人鞠了一个躬。
换位思考,带着对逝者的尊重,带着对生命的尊敬去采访死人事件,这不应该是我们记者基本的素养吗?我不否认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人在死亡现场嘻嘻哈哈,在殡仪馆打打闹闹,但是整体的这个行业,就我观察,还很少有没人性没人味,只顾稿子不顾死者的记者,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北京,这样的记者几乎没有。
马先生只不过我所报道的死者之中的一员吧,作为曾经的热线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普通人才是我接触最多的。
一次人民大学有一位女博士后跳楼了。几经周折,采访到了她的导师,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老教授很痛心爱徒之死,但我也会发现,他的脸上没有那样的悲伤之情,反而很镇定,有的时候还会带着一丝笑容,即便只是礼仪性的。
我带着谦恭之情表达了对逝者的可惜,对这位导师说:“作为记者,我们不是非要打探您学生的隐私,只是觉得一个博士后突然的跳楼,应该跟一般人的自杀不一样,可能背后会有其他的原因,因此想向您了解一下她的情况。您能接受我采访吗?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能体会到您失去爱徒的伤心……”
当天,我又找到了她的丈夫。起初,他的丈夫很抵触,是这样说的:“人都死了,你们还采访,有没有人性。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所以来采访,并不是来窥探您夫人的隐私,我们只是觉得您的爱人在一切的痛苦即将熬出来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离开,必然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我刚刚采访完您夫人的导师,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所以才过来的。您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可以拒绝,我们尊重您的选择。而且,我想如果您以后处理夫人的事情遇到什么麻烦,也可以找我。”
这位丈夫低头凝思了片刻,把我让进了屋子里,简单的跟我说了几句,并且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最后,他也对之前的“莽撞”向我道了谦。
其实,采访就是与人沟通,是记者展示和理解人性的过程。很多所谓的名记,采访名人可以,采访文化人可以,但是你让他们采访普通老百姓,采访死人事件,采访农民,却很难,人家不爱搭理他们。为什么? 名人善说,能说,知道要说什么,也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他会投其所好,借而控制你,最终你以为得到了想要的,其实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是老百姓不是这样,他们不善于说,天生对外人有敌意,或者防人之心,你如何去寻找到他们的突破口?有人会用各种所谓的技巧,但是就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而言,这些技巧纯粹扯淡,人家只是有提防之心,但并不傻。所以,我只是用情感说话,用道理说话,我不在乎采访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在乎的是受访者的信任。
对于受访者,我需要的是打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简单靠几句震世骇俗的话,简单的靠打个电话,梳理资料,就去写一篇几千字的稿子。就像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写“庞麦郎”的稿子,在我看来是完全失败的,作者没有进入到受访者的内心世界,之后再跳出来。
对于庞麦郎,我们采访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偏执狂;对于死人事件,我们采访的是人,不是一个死人。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能否悟道而已。
“喉舌”与“武器”之争
最后,我想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采访那些死人事件。对于一个有追求的记者而言,不是简单的因为有书本上强调那种新闻性才去采访,而是他们的意外对于社会而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才去采访。
例如我采访马季,不仅仅因为他是名人,更因为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因为他的相声欢笑了几代人;对于女博士后之死,不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跳楼,而是因为它背后所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
当年,凤凰岭一个爬野山者坠山而亡,现场民警讥讽我为了点稿费来采写,于是我和这位警察之间产生了下面的对话:
我说:“您看,您来现场是为革命工作;我们来采访也是革命工作。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您说这大端午的,谁不愿意在家吃粽子啊,我们干吗非得这么大老远赶来啊。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党’嘛。我们是党的喉舌,警察是国家机器,是没有冲突的。这记者有职业道德的,也有没职业道德的,什么叫良莠不齐啊,我们北青的记者从来都讲职业道德,您不能对个别记者有意见,就都说我们记者不好啊,咱不是得讲客观吗?”
一个貌似领导的警察只得说:“你们是喉舌,好歹还是身体器官,我们是机器,也就一工具。”旁边一山友还帮腔:“您们喉舌净吃好东西呐还。”我一听又找补了一句:“我们老百姓不是还得靠你们工具帮助嘛,我们这是嗓子,不是食道。吃好东西的是食道。”
周围的警察们实在没的说了。结果,旁边那跟死者同来的人又说:“你们有时间报报国家大事,经济形势,这种小事有什么可报的啊。”由于死者家属在场,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没有再对这个人进行驳斥,但其实我心里想说:“我们来报道就是要提醒更多的人,尊重规定,珍惜生命。您这自个儿对生命的不爱惜,非要违规爬野山,最后浪费的是国家的人财物力。”
说实在的,总结这10年的工作,所谓的与受访者的采访技巧,归根结底就两个字:生活;所谓理解受访者,归根结底两个字:常人。我们现在一些年轻记者或者学习新闻的人,不懂生活,把自己“常人”的位置摆不正——面对老百姓,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面对名人,他就开始跪舔——不从生活中寻找逻辑,捕捉事件,挖掘意义,完全活在书本里和装B世界的空中楼阁上。于是,新闻就变得越来越贬值,越来越无意义。
报道,一旦脱离人性;记者,一旦脱离生活,就不会有人爱了;没人爱的新闻,就只有死亡,别无他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