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李婷玉 东德原总书记克伦茨:“我是政治犯 不是刑事犯”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9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结识。2009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5个小时。话题涉及他刚出版的新书《监狱笔记》,柏林墙倒塌后他在狱中和出狱后的生活,以及他与中国的渊源和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

1.克伦茨刚动过手术

记者仔细打量久违的前东德总书记。

上一次见到他,是2004年的夏天。当时,服刑4年半后刚刚假释出狱的克伦茨,到瑞士苏黎世看望儿子卡尔斯滕,邀请也在瑞士的记者去相聚。克伦茨当时年已67岁,但是脸色红润,身板挺拔,看起来在监狱中每天坚持跑步的效果很好。

如今,71岁的克伦茨头发很长,眼袋较黑,脸色发灰,腰板似乎有点弯曲,显得比4年前苍老了很多。他说,不久前刚刚动过胯骨手术,很久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所以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他身穿藏青色西服,浅蓝色衬衣,系一条斜纹领带,依然像多年前一样讲究穿着。

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为了不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有些内容作了删节。

2.“前东德地区出现‘克伦茨粉丝’”

今年1月,我写的第三本书出版了,书名叫《监狱笔记》。这书主要记述我入狱前后的经历。这本书写出来之后,许多出版社不敢接书。他们说,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些机构是我们的大客户,如果我们出了你的书,就会失去出很多书的商机。

几经周折,还是东部的一家出版社毅然出版了我的书。新书发布会那天,在《新德意志报》报社的大楼内举行了仪式,出席者有400多人。如今,前东德地区出现了许多“克伦茨粉丝”,他们都对现状不满,感谢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此前,我曾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1989年的秋天》,是我入狱前撰写的回忆录,介绍了柏林墙倒塌前后的历史真相。另一本书是《刺耳的言论》,是我出狱后的第一本书,书中汇集了我于1999年至2005年间写下的许多文章和信件。

其中,《1989年的秋天》已有了中文译本(《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我送给你(指记者)的那本书是在监狱里签的名,然后托探监者带给你的。那本书里也记载了我与江泽民主席会见的情形。

3.“所有东德高官都遭到司法清算”

(回忆起狱中生涯,克伦茨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

准确地说,我是1997年8月25日被判刑的。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东德前总书记昂纳克85岁的生日。他们特意选择这一天告诉我,我必须在监狱里服刑6年半。

此后,一系列案件开始审理。先是针对前总书记昂纳克,尔后是前国防部长凯斯勒大将、前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他们都是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成员。

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受过审判,国防部的所有副部长都蹲了监狱。前党中央安全部长曾被判刑两年,许许多多边防军官兵锒铛入狱。

前东德官员所遭受的迫害,恰恰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清算,是为了贬损民主德国,想把民主德国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清除。

民主德国曾经是一个人道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为国民的和平共处做了很多工作。

4.“他们不承认我是政治犯”

起诉我的罪名,是我对在边境地区死亡的4人负有责任。他们说,我从1984年至1989年任政治局成员,而在此期间边境地区一共死了4人,所以我对这4人的死亡负有法律责任。

当年,依照东德宪法保卫东德边境的行为,不应视为违法行为。当时东西两德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德国内部边界。有人试图把它说成是内部边界,就像是萨克森与巴伐利亚两州之间的边界一样。实际上,众所周知,这是一条军事战略边界,是苏联与北约之间的前沿防御线,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分界线,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边界。

被判处6年半的监禁后,我提出了上诉。先是被联邦高级法院驳回上诉,接着又被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之后,我又向欧洲法院提出上诉。我的理由是:且不从政治角度,就是单单从司法角度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没有资格审判我,因为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只有当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开始时是位于这个国家的国土上,并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时,才能被判刑。

而我的行为是在主权国家民主德国实施的。但他们反驳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不合法,联邦德国的做法没触犯这一原则。我的上诉被笼统地驳回。

经过多年斗争,我还是不得不入狱服刑。入狱那天是2000年1月13日。我的前任昂纳克,正是在1993年1月13日从柏林莫阿比特监狱获准出来,乘飞机前往智利的。

昂纳克获释的主要原因是他年迈病重。如果他不是罹患癌症,也会受到很高的刑罚。

当那位负责昂纳克案件的检察官对我的案件进行起诉时,要求的刑期是11年半。他当时陈述理由说,如果按照美国法律,刑期还会更高,所以没有采用美国法律,而是采用德国法律。根据德国法律,昂纳克的刑期应该是15年。因为我尚不如昂纳克那样“罪孽深重”,所以他只要求判刑11年半。

我先是被关入哈根费尔德监狱。这是一所四五年前刚建的新监狱,关的是一些长期服刑后即将出狱的犯人。我住的是一个4人囚室,另外3人是外国青年刑事犯,年龄与我的儿子相仿,两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们的罪名似乎是偷窃,也可能是贩卖军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详细打听过。他们对我很不错,就像战友一样。我与监狱的其他囚犯之间的关系也没问题。

然而,有一天来了很多记者,抢拍照片,我突然被送进一辆重刑犯囚车,里面黑黑的,没有窗户。就这样,我被转到了普吕岑湖监狱,关到了6米多高的大墙内。普吕岑湖监狱很大,有过黑暗的历史。它始建于19世纪,曾经关过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知名人士,在纳粹德国期间这里曾枪杀过30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

在我入狱时,有记者问我:“克伦茨先生,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对记者说:“我感觉自己不是刑事罪犯,而是政治犯。”在德国,只要谁说自己是政治犯,就会被送进医院进行心理检查,因为德国在理论上是不存在政治犯的。

于是,他们就派心理医生给我检查,而且还要医生判断我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们问我,是否想重新恢复东德。我说:“柏林墙已经没有了,军队已经没有了,我怎么可能恢复东德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对我进行攻击,从而证明我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

许多朋友对此表示抗议,包括原苏联的许多同志。俄罗斯国家杜马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德国停止对东德领导人的刑事迫害。这些做法显然起了作用,德国司法部门把我搬出那个老监狱,进入一个新建的监区。

5.接见中青报社领导有深意

(为了缓和克伦茨的情绪,记者转了一个话题,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昂纳克的。他微微地仰起头,闭上眼睛凝神思索,脸上逐渐露出笑容。)

我第一次见到昂纳克的时候还很年轻,是一位少先队员。昂纳克当时是团中央主席。

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青年聚会。我记得很清楚,来自中国的青年代表手里舞着红绸子,举着红手绢,展现出一种精神振奋的风貌。当时东德曾经流行一首歌:“八月里玫瑰花开,敌人向中国发起进攻,华沙条约联盟建成了边界墙……”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昂纳克的。

1974年1月,我自己担任了团中央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我也同中国朋友、中国同志进行了接触。例如,我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当时的国际环境不是十分有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青年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

1981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位领导(编者注:经查证,应是已去世的时任社长兼总编辑佘世光),作为中国大使馆的客人来到民主德国,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接见了他。这个消息播出后引起一阵轰动,因为这是在对这种关系秘而不宣很多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这种接触。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次会见是受昂纳克同志的委托。我党当时对发展德中两国关系抱有很大的兴趣。

我很高兴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一些贡献。

6.“我出席了中国建国40周年庆典”

1989年秋天出现复杂局势的时候,我成为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是1989年10月18日。几天后,我又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在此之前,我有幸访问了你们的国家。我于1989年9月率领一个代表团访华,并有幸参加了中国建国40周年的庆典。

我们于9月底抵达北京,一共在中国逗留了十来天。我们去了中国各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民十分勤奋。在大街上,通过与人们的接触,我感到中国人民很热爱劳动。这一切都很让人愉快。

我与邓小平同志作了一次非常倾心的谈话。我同江泽民同志会了面,同许多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见了面。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访问的气氛非常友好、诚挚。中国建国40周年庆典的这一美好时光,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