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没获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 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
与此同时,聂荣臻正在北京考虑组建核试验基地领导班子,副总参谋长陈赓推荐了精干细心、工于谋划的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聂荣臻接受这一建议,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负责敦煌原子弹试验靶场的建设。
张蕴钰奉命来到敦煌,经过调研,他认为敦煌不合适搞原子弹靶场,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离敦煌石窟太近,只有130公里。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继续向西,到新疆罗布泊搞靶场建设。张蕴钰立即回到北京,把看到的和自己的想法报给了老上司陈赓。陈赓听后认为,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要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领着张蕴钰等专程向聂荣臻汇报情况。
说来也凑巧,就在中国将帅们重新考虑原子弹靶场选址时,苏联方面来信了。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在信中表示,敦煌地区不适合建原子弹靶场,建议将靶场建设移至新疆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而去,向罗布泊疾驰而去。12月28日,张蕴钰一行抵达罗布泊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里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罗布泊北部是天山博格达峰,南部是阿尔金山,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简直就是两道天然的屏障,东部是土山和丘陵,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常年刮西风,而且下风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没有人烟,也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将这么一个地方建设成核试验基地,真可谓天造地设。
1959年6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核试验基地建设。因当地生长一种名叫“马兰”的小花儿,美丽而且生命力顽强,核试验基地又称“马兰基地”。
图3/6 新疆马兰基地
金银滩: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基地
搞原子弹,不仅要有试验基地,还要有研究、制造基地,而且这个研制基地也必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呢?
首先是为了保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保密工作尤为强调,搞原子弹研制免不了要进行各种试验,一搞试验,动静就比较大,保密就是一个大问题。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需要的验证性试验工作,都是在北京郊外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后来,长城脚下已无法满足大型的爆轰试验,不得不外迁。
其次是组装原子弹的需要。第一颗原子弹,按照外电的说法,就是一个“爆炸装置”,总的来说体积比较大,其核心部件——浓缩铀块,是在甘肃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的,其他数以万计的零部件都是在全国各地生产的,但只有把这些部件组合起来,才是原子弹。这样,就必须有一个组装原子弹的地点,而且这个组装地点还不能太小,出于保密和安全需要,原子弹装配地点就只能选择比较偏远的地方。
再次是进行原子弹爆轰试验的需要。原子弹正式组装之前,需要进行原理性试验,也就是说,除了原子弹不装铀核材料之外,其他的所有部件(包括烈性炸药)都必须装配好,进行引爆试验,以检验原子弹的各种性能指标是否合格。要知道,即便是不装铀核材料,这个准原子弹仍有巨大的威力,因此,必须有足够大的场地以供模拟仿真试验之用。
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选点。最初倾向于甘肃张掖,但又认为与兰州铀浓缩厂太近,不利于战备。正在踌躇之际,1958年3月,青海省第一书记高峰建议,青海金银滩四面环山,人烟稀少,水源丰富,是个好地方,建议把核研制基地放在那里。经过勘测,金银滩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1958年底,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来自全国的数万建设大军,陆续开进草原。
金银滩的建设同样是异常艰苦的。为适应高原气候条件,基地警卫人员主要从本地招收入伍。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在草原上兜了三天三夜,给人以走了很远的感觉。很多士兵退伍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就在家乡当兵!
受“大跃进”的影响,直到1963年,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建设仍然很不理想,二机部决定,核武器研究院不能等基地全部建好再搬过去,必须立即搬过去,许多实验工作赶紧做起来。1963年秋,核武器研究院整体搬迁至青海金银滩基地。在那里,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模拟仿真试验;同时,在那里完成原子弹的总装。
图4/6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酒泉:地处内蒙古的导弹试验基地
尽管中国的导弹事业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之际——1956年10月起步,但在中国大地上打响的第一颗导弹却是苏联制造的。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两枚地对空P2导弹,一颗供钱学森领导的第五研究院解剖仿制,另一颗供酒泉导弹试验基地用于测试,目的在于检验这个基地的各项建设是否过关。
这个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就是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很多人知道神舟系列飞船是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的,却鲜有人知道,这里曾是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发源地。
1956年秋,在导弹研制启动的同时,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尤其是1957年10月《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以后,建设导弹试验场迫在眉睫,因为要检验我们研制的导弹是否合格,就必须经过一次次的发射试验。
抗美援助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离朝鲜。就在打算建设导弹试验场的时候,志愿军第20兵团将要从朝鲜撤回来。于是,聂荣臻指示,志愿军20兵团过去底子好,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就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聂荣臻为什么让第20兵团整建制的直接从国外回来就去建设导弹发射场呢?可能的原因,一是有利于保密,导弹发射场的建设无疑是绝密的,而且工程量大,所需建设者众多,如果从全国各地选调部队和人员前去建设,自然不利于保密。另外,整建制地拉过去搞建设,也有利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1957年冬,成立了以苏联的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专家组与炮兵司令陈锡联、20兵团司令孙继先等一起,选中了内蒙古的额济纳地区。
1958年2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而不是甘肃省酒泉地区。2012年夏,笔者到内蒙古旅游,参观了新建的内蒙古博物馆。有意思的是,内蒙古博物馆专门设有酒泉航天城的巨大展厅,讲解员在解说这一展厅时,特意强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内蒙古而不是在甘肃。
图5/6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计数万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建设导弹试验基地。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广大官兵的作业方式是极为原始的,主要是靠铁锹、麻袋、竹筐、铁锤等笨重的劳动工具,完全靠广大官兵的体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施工机械。以至于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在视察建设工地时认为,像中国这种原始的作业方式,建成导弹发射基地至少需要15年。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要命的中国军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导弹试验基地。
因为导弹研究基地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的代号也叫“20基地”。基地建设那几年,正值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是“东风”。所以导弹试验基地又叫“东风基地”。
1965年,中国的卫星事业重新上马。在研制第一颗卫星的同时,卫星观测站的勘察、建设也必须跟上。然而,“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中科院全乱套了,卫星观测站的建设也没人管了,这让聂荣臻非常着急。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聂荣臻让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担起了中国第一颗卫星观测站建设的重任。就这样,酒泉基地开始介入中国的卫星事业。
特殊年代如何建设三大基地
酒泉、罗布泊、金银滩三大基地的建设都是在1958年开始的。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最早启动建设,是在1958年3月;紧接着当年年底,开始建设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在1958年年底确定,1959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
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既是这三大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大跃进”让整个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不可避免,三大基地建设也是雪上加霜。
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建设,国防科委本想让张蕴钰的部队撤到无锡休整,被张蕴钰拒绝了。据说,张蕴钰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无锡能打原子弹吗?
图6/6 张蕴钰
罗布泊的官兵们自力更生,吃榆树皮和草根挺过了难关。张蕴钰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官兵们说:“刚来的时候,树枝被我们砍了,细的编筐子用,粗的做扁担使,现在连皮都被我们扒了,填我们的肚子。你们都记住这些树,今后谁也不许再动它们,活着长在这儿,死了、倒了就让它躺在这儿。”
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建设也同样艰难。这里工程量很大,其中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实验楼、发电厂、宿舍区、机加工车间、高炮部队阵地等。仅仅从一个基地建设就可以看出,搞原子弹是多么不容易。
真实反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
由总装备部专业作家陈怀国、陶纯联合编剧的《国家命运》,是第一部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两弹一星”事业的纪实性大制作,谢钢、刘劲、胡亚捷、王超联袂主演。曾执导过《大秦帝国》、《越王勾践》、《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延艺倾情导演,金牌制片人李功达和著名军旅制片人刘翔担纲总制片人。该剧讲述了朝鲜战争结束后,有感于美国先进武器在战场上对我志愿军造成的巨大伤害,为彻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核威慑,以钱学森、钱三强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党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先后完成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等一系列伟大壮举,真实还原了那一段可歌可泣、辉煌卓越的珍贵历史。
谈到《国家命运》的创作初衷,陶纯顿时打开了话匣子,“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取得的标志性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荣耀,令全世界为之赞叹,它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到现在它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但是,很多年来,由于保密的原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的很多故事,都一直埋藏着,近年也出了一些这类题材的作品,有纪实文学,也有影视作品,但是,编造现象很普遍,错误很多,误导了读者和观众。我和陈怀国长期在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而总装的前身国防科工委下属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新疆核试验基地,被认为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掌握大量的素材,因此我们决定合作,写一部全面真实反映‘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作品,也是创作这部剧的初衷。”
甘肃支援“两弹一星”贡献突出
“甘肃人民当年为了支援‘两弹一星’,做出了重大的奉献。现在人们大都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就是以酒泉命名的,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陶纯告诉记者,剧本创作期间,他和陈怀国先后赴四川、甘肃、青海、新疆、湖南、陕西等六省区,对当年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老领导、老专家和科技人员等300余人进行了深入采访,查阅历史档案两千多万字,历时三年,数易其稿。“我记得去甘肃采访是在2008年,站在巨大的足有五个足球场大的厂房里,回望悠悠岁月,真是感慨万千。厂里的同志对当年做出重要贡献的王承书等科学家和王介福、王中蕃等厂领导如数家珍,讲了不少他们的感人故事,这些人物都在《国家命运》中有所展现。”
敦煌莫高窟险遭“劫难”
很多观众都知道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在罗布泊,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的试验场苏联专家选定的竟是敦煌。
陶纯给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时核试验场、导弹靶场的选场,是彭德怀、聂荣臻两位元帅领导的,主要依靠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专家开始时决定将核试验场定在敦煌附近。核试验场选址有问题,主要是离莫高窟太近,这可是中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一搞核试验,会逐步把它毁掉的;不仅如此,当时的选址地质松软,高空风会把核爆炸后产生的大量烟尘带往人口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也不可行。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当时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他第一次前往敦煌附近的场址,就发现有问题,回到北京找聂荣臻汇报后,决定勘察人员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寻找新的场址,后来就把核试验场定在了如今的马兰。”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原标题:罗布泊、金银滩与酒泉:“两弹一星”在大西北营建的神秘之地 / 作者:黄庆桥,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