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鲁门萨尔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名单墙前寻找自己的名字。
1994年犹太难民在沪团聚活动中，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阿瑟·施奈尔与老上海居民亲切交流。
二战时期犹太难民在上海。（均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李晔
故事讲了十年，陈俭不知疲倦。
讲故事可以声泪俱下，也可以温情脉脉。全球那么多犹太纪念馆，屠杀主题居多，唯独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只讲述黑暗岁月中的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而讲故事的方法也能很多元。馆长陈俭的讲述，时而在馆内，以志愿者的身份；时而，他又坐在原汁原味复建的当年上海犹太难民重要聚集场所“白马咖啡馆”，侃侃而谈。当然，他更乐意“走出去”，讲给“老外们”听，还设想与海外其它纪念馆联合“讲故事”。
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当德国法西斯要将欧洲犹太人斩尽杀绝时，上海人民将家门连同自己的心扉，一齐向1.8万身处绝境的犹太人敞开的故事。
这个中国好故事，传播了千万里，一不留神，就在世界某个角落引发小轰动。
讲故事的当然远不止陈俭一人。13日，是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的日子。这个走过民间外交璀璨60年的团体，最擅长用温柔而亲切、新颖且令人接受的方式讲述，从而让遥远的西方国度通过故事，知晓中国，知晓中国人。
“失控”的故事
故事已传播得让陈俭感到“失控”。
不久前上海书展，一场《逃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书籍签售会上，坐在陈俭身旁的老友、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无意中聊起，“9月我要去美国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作演讲，你去吗？”
陈俭纳闷，没得到邀请，“我去干吗？”
潘光费解：“人家在办你们的展览啊，所以要我去作演讲！你难道不知道？”
陈俭笑了，得意而欣慰。他乐得如此“失控”。
自2011年起，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开启国际巡展模式，先后在德国、以色列、美国、匈牙利和澳大利亚等地办展，名气渐起，美国诸多大学主动与陈馆长接洽合作办展事宜。盛情难却，陈俭索性授权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凡有意办展的海外院校，均可与这家“总代理”联系。可是，办展之后的各院校是否又“擅自”授权给了其它学校继续办展，陈俭不得而知。于是，好故事经N次方发散、传播，兜兜转转了一大圈，被故事的原点所获悉的，不过是极小一部分。
之所以如此蔓延，只因这个故事摒弃了说教，有温度。它也渐渐改变着西方主流舆论的偏见。
陈俭记得，2011年在德国办展时，汉堡市长出席开幕式并深情地说：“犹太难民在上海这个故事，说尽了中国人的善良、慷慨、开放和包容。”纪念馆2013年到美国芝加哥办展，获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全力支持，2014年再去华盛顿巡展时，在AJC的继续牵线下，展览开幕式办到了国会山，并吸引了奥巴马犹太事务顾问和6位国会议员参加。
其实陈俭心知肚明，来者未必个个友善亲华，然而，议员们在听完故事后得出的结论却让陈俭备受鼓舞。“他们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自己手中只剩一片面包时，还把半片面包留给别人。”
由此陈俭悟到，西方主流舆论自有其理解方式，他们已透过故事的外表触及内核。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愿意帮助犹太难民的故事，来自中国儒家文化的千年积淀。
也正因为这个故事上海独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个占地不足1300平方米、仅3个事业单位编制的“袖珍小馆”，得到了与其规格“不相称”的各种礼遇，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两度发出办展邀请。
连纪念馆的志愿者们也颇多意外收获。这支从最初4人逐渐壮大至60人的志愿者队伍，当他们拿着陈馆长写好的推荐信申请国外名校时，几乎百发百中。
所有礼遇都让陈俭更为自信坚定：好故事，以及会讲故事，是影响西方主流社会舆论的前提。
上海“方舟”
故事的串联者，自己先被感动到了。
陈俭的前辈、来自上海市友协的夏永芳，是一位工作50年的老外事。值得“炫耀”的东西太多，接待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克林顿以及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等，夏永芳都是参与者。但从内心而言，接待大量犹太裔政要、名流及当年难民，却是夏永芳自认为的职业生涯最闪亮点。“因为犹太人这段避难史唯上海独有，上海人与犹太人之间，是生死存亡关头的患难之交。”因为这份感动，她还成为1949年之后犹太难民在沪首次团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1994年，经外交部批准，获上海市政府支持，上海市外办、市友协与虹口区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通力合作，60余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到沪重访第二故乡。这年4月19日，大雨滂沱，霍山公园内的灰色花岗石纪念碑前，与上海阔别近半个世纪的犹太老人情不自禁拥至碑前，献上鲜花，任凭雨水与泪水在脸颊流淌。之后，他们在公平路、唐山路、东长治路一带串街走巷。
夏永芳犹记，犹太难民甘杰自称“导游”，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我的家”，唐山路818弄25号；美国大洋企业集团总裁菲什夫在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陈列室内激动地发现了自己19岁时在上海使用的身份证影印件。他的5位兄弟姐妹及双亲均死于纳粹迫害，他却有幸在上海得到庇护。此后，他的5位孩子，又给他带来了23名孙儿。美国市政设计师赫什，指着虹口体育场的铁门说：“在这里，我曾经同中国孩子一起踢足球。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踢一场……”
有些往事不堪回首。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当局宣布设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将1937年后来沪的犹太难民全部赶至面积1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公里）的虹口隔离区，即“隔都”。“隔都”内原本已有10万上海百姓居住，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势必带来公厕排队等候拉长、老虎灶打水时间加倍甚至打不到水、菜价翻倍等诸多困难。然而，本地居民对外来寄居者并未另眼相看。德国历史学家、德国犹太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曾亲口对陈俭说：“据我们确凿研究，从未发生过一起上海居民伤害犹太难民的事件。”
上海居民的宽容友善，在许多重访者那里得到验证。当年住在舟山路63号的犹太人海因茨·格林伯格，后来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记得，上海百姓当年亦水深火热，“上学沿途，不时能见到弃婴、死婴”。然而，相比他所逃离的柏林，相比家族中至少有40人惨死于纳粹之手的惨烈，彼时上海，已然天堂。正是在上海，他那颗惊恐的心得以平复。生日那天，父亲将一把小提琴作为礼物藏于书橱。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能从音乐中寻得慰藉，除了强大的内心，更需要一片让人心安的“生命方舟”。
海因茨的上海邻居，住在舟山路59号的布鲁门萨尔，于1939年一家逃离柏林，在上海避难8年，直到1947年，他揣着60美元离沪赴美，后官至美国卡特总统任上的财政部长。1979年，布鲁门萨尔作为中美建交后首位重量级高官访沪，特地寻访了舟山路59号。作陪的夏永芳记得，布鲁门萨尔眼中分明闪着光。
据夏永芳记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布鲁门萨尔先后8次来沪。2001年7月，身为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的他带着德国摄制组，专程来拍摄其第二故乡。他告诉时任市长徐匡迪，柏林犹太博物馆2个月后将开张，上海庇护犹太难民的历史将作为一块重要的展览内容。2004年，布鲁门萨尔携家人再临上海，他向妻子和一儿三女介绍上海的犹太遗址。留沪最后一晚，他还点了心心念念的醉膏蟹……
“生命的一部分”
正是这些纷至沓来的犹太客人，不断丰富着中国好故事。
2007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开馆不久，一位80多岁犹太老人带着一把半个世纪前的檀香扇而来，告诉陈俭，“这是我以前谈朋友时候用的扇子”。
犹太难民的上海檀香扇，多有意义的文物啊！陈俭问老人：“能不能把扇子捐给我们？”
老人竟一口回绝。她说：“能捐的我早就捐掉了。还在我手上的，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活着我是不会给你的。”
陈俭很着急。目前，纪念馆内实物已达500余件，但相比犹太人在沪的10年岁月，仍显单薄。这给了陈俭更多压力与期待。尽快获取大量失落在外的史料，无疑将串联起更多的好故事。他为此“受尽折磨”。
他知道全世界哪儿有“宝贝”。犹太裔木刻家大卫·布鲁赫，上海居民唤他“白绿黑”，曾在上海生活近10年，创作了大量包括黄包车主题在内的上海市井生活木刻作品。而今“白绿黑”已过世，他的作品保存在儿子纽约长岛的家中。去年，陈俭将大卫儿子一家请到上海，全家福照片前所未有地上了报纸头版，大卫的儿子激动不已。但当陈俭问对方能否捐出父亲遗物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我还要想一想”。
在芝加哥巡展时，一位老人由4名孩子搀扶而来，激动地告诉陈俭，她还保存着当年在上海读书时的成绩单。陈俭激动啊！上海犹太难民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大有出息，与他们在上海期间所受教育有关。当时，老太与陈俭说定，展览仪式结束后，即可到她家取成绩单。谁知老人却变卦。离去时，她一步三回头地表示歉疚。
劝捐是一门需要用心和坚持不懈的功课，陈俭知道这事急不得。
努力终有回报。2009年，年过九旬的露丝首次回到上海，带着她视若珍宝的当年离开德国到上海的护照。陈俭再三请求她捐赠，她犹豫之后拒绝了。回美国后，她寄了复制件给上海。2014年，露丝的挚友简妮思专程将护照原件从旧金山带给陈俭。简妮思说，露丝生前就把这本护照从她的遗产中划出，明确要求捐赠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简妮思说，露丝的遗愿就是告诉上海，上海一直在她心里。
中国的“铁杆”
生命记忆的粘连，续写着犹太人与上海的情缘。故事远未及终点，反又衍生出无数起点。
夏永芳记得，1979年时的上海刚刚改革开放，已有些“香饽饽”的味道。当时洛杉矶市长请一位美国朋友给上海市领导带了封信，表达要与上海缔结友好城市的想法。而旧金山时任女市长法因斯坦却捷足先登，直接组团来沪。当年，上海市友协出面接待。聪明热情的犹太裔市长法因斯坦开门见山，受大量犹太人委托，提议在上海树立纪念碑，以表达对“宽宏大量、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此后，旧金山与上海，成为中美第一对友好城市。
做研究数十年的潘光，也更乐意将眼光放在犹太人来华的新热潮上。他告诉记者，犹太人对上海音乐事业贡献卓著。1939年12月24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的圣诞音乐会上，声乐部分几乎全部由犹太难民音乐家担任。当时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每个系，均有犹太音乐家任教，并培养出一大批日后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家。1979年，上海市友协接待犹太裔世界级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来沪演出讲学，他是西方首位来华演奏的小提琴大师。值得一提的是，37年后的9月，以艾萨克·斯特恩名字命名的上海国际小提琴比赛刚刚落幕。大赛评委会联合主席、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大卫·斯特恩率几位评委和参赛选手，专程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太多犹太裔人士，成为中国“铁杆”。潘光介绍，2004年，他参与接待以色列时任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参观上海犹太遗址，这位副总理告诉潘光，他的哥哥欧慕然·奥尔默特放弃了去美国任外交官的机会，来到中国任以色列驻华农业参赞，想为促进中以农业合作做贡献；犹太裔美国人、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则将NBA篮球赛带到了姚明故乡；1940年来沪避难的犹太裔企业家肖尔·艾森伯格则在上海投资建造了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后首批外资企业。去世前3天，肖尔·艾森伯格还签署了在浦东建立钻石交易所的协议……
还有美国人认为，克林顿夫妇也曾“博取美国犹太势力的好感”。当年，克林顿访华前几个月，克林顿先遣人员提出总统还想看看包括摩西会堂在内的旧上海遗迹。后来，潘光参与接待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犹太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施奈尔赴拉希尔犹太会堂旧址（陕西北路500号）出席“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
总统自有意图，民间却有最质朴的情愫，譬如上海老人董子文。
董子文原住在唐山路三益村32号的老房子里。1945年，先前逃难至重庆的董子文一家回到上海，父亲从即将离沪的犹太人手中买下了三益村32号。当时，犹太难民尚未全部离沪，董子文的童年记忆，便与犹太邻居小孩一起打弹子、跳格子有关。由此，心中种下了深深的犹太情结。记得去年，上海图书馆请犹太难民后裔、美国伊利诺伊学院历史系教授斯蒂夫·霍却斯达特教授来做“流亡在上海：从逃离第三帝国说起”的讲座。董子文报名参加，也不知谁透露了消息，讲座现场，犹太教授突然走到董子文跟前，给了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是教授对父辈的中国好邻居示好的最直接方式。
董子文刚过了81周岁生日，他有个心愿。12年前，三益村32号的原犹太主人的后人造访，董子文毫无准备，灵机一动，将刚买来的2本五岳揽胜的崭新邮册送上一本，自留一本。而今他已搬至虹口凉城，那本邮册他始终留着。
老人遗憾当年，“不懂英文，没留下犹太客人的联系方式”。因此，他的生日愿望便是，期盼远在海外的另一本邮册，跟自己所留那本，能有对上的一天。
中秋将至，何时再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