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定倒卖国库券赚到手软 一年间变“杨百万”

“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

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个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到家,就是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专做“傻事” 只为吃颗定心丸

钱给杨怀定带来了兴奋和激动,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身家超过百万半年之后,杨百万便声名在外了,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80万的成交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杨怀定,证券所纳闷:他究竟为何会有那么多的国

债券?

“查一查制度上是否有什么漏洞,为什么杨百万赚得比我们证券公司还多。”当时上海市高层领导的批示,让杨百万一度感到不安。“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有一天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如何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杨百万天天想,之后做了其他“倒爷”眼中的几件“傻事”。

“我先去了税务局,那天正好是局长接待日,我说,我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我要交税。”报上“杨怀定”的名字,局长惊叹:你就是杨怀定啊,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但是国库券的税是免掉的,从事国库券交易也不用交税。

杨怀定又跑到人民银行,要求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买卖国库券到底合法不合法?接待的同志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反问杨百万“你觉得呢?”杨百万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金融时报》,指出在开放国债市场首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鼓励。“我是公民,我做的事情就是随时买进随时卖出,那就应该是‘合法的’。”

以上是杨百万为赚到的钱所做的工作,而为了确保自己之后的买卖有理有据,他跑到公安局,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说实话,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

对于自己最初的百万身家,杨怀定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几件“傻事”,却是杨百万引以为豪的。“我的战略步骤把人震撼了。”

“1993年到2002年,从事证券交易不再是外人眼中的‘投机行为’。当炒股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我研究市场,分析心理,真正转变为一个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