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评价邹恒甫 张五常评价周其仁 周其仁博客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
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