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星:曾是烤鸭店清洁工 作品被评影响王朔

1985 至1987 年,以马原、刘索拉、徐星、残雪、余华、苏童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将中文小说的形式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更以其开创性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经典,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写作。日前,徐星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新版与冯唐对谈。

中文版《在路上》

“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就不像今天,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当时确实没有。”

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被称为中文版的《在路上》。

评论家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在路上”式的小说,不仅因为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更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态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我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个小说的成书时间比较早,读者可以从故事里交代的地铁票价推算出来早到什么程度,在我的故事里地铁车票尚三毛钱一张,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唯一的一条线路,即现在被延长了的、被称为一号线、从国贸到八宝山的线路。

”徐星说。

提到徐星的名字,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无主题变奏》开始的。第一次读到时,真不敢相信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心里产生了“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感慨。那份触动影响了很多人的创作,也包括王朔和王小波。

一九八一年,徐星写了他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一九八五年,他觉得可以在官方的刊物上试试发表自己的小说,于是投给了《人民文学》。“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

”“后来觉得生活变了,我成作家了,那么多记者采访,他们都到我这儿来骗吃骗喝。然后还回去扫地。我上班以前先看天的,真的,劳动纪律非常差。刮风不用扫地吧?下雨至少不用扫地吧?这是为什么我选择扫地的工作,为什么我坚决要求去清洁组,我本来是服务重点宴会,给首长倒酒,穿白衬衣打领结什么的。”徐星说。

就这样,徐星从一个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变成了一个作家。“说实话,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就不像今天,比如说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当时确实没有。真的,当时是你出名就是出名。

不断有媒体采访,采访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工作状态,背着一个大簸箕,拿着笤帚,就有什么报纸和外地的杂志来采访。我们的头儿觉得特别不舒服,说‘怎么一个扫地的就能整天这样’,给我设置种种的障碍,再加上我劳动纪律也不好,经常这边兜里揣一个啤酒,那边兜里带一个猪耳朵。”

一九八六年徐星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

从《无主题变奏》到《剩下的都属于你》,中间的过程,徐星经历很多。“出国了,娶媳妇了,分手了。”

“好艺术要自己先爽”

“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真的艺术作品,如果是自己是这块料,我高度概括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先让自己爽。”徐星说。

一旁的好友冯唐则用齐白石的话补充说,大意就是“人生事贵畅快,何况写字画画。”“跳出来看,如果你有时候看所谓的漫漫的时间的长河,多少人像泡沫一样过去了,多少红极一时的东西像泡沫一样过去了。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200年后还有哪几篇小说,哪几篇中篇、长篇会被人读,哪几个画被人家看?在时间的尺度下,经常你会产生这种无助感,经常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东西能剩下的,但我高度怀疑,徐星老师个别少量的像挤牛奶一样,挤出来血一样的东西吗,有可能在200年后还有可能被阅读。

”冯唐这样评价徐星的创作。

徐星经常出国参加一些文学界讨论会。“尽管我写得少,我也被记者提到,说你认为你的写作特点是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回答,如果我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定为我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这也是特点。”

徐星总结自己写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从自己的特性里边享受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愿意无偿的给大家。“就是我的确是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就有一种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一种没有疆界,就是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发不发,爱出不出,确实他只满足我一个心理需求,就是他让我觉得我能在我做的事情在产生的,在我自己做的事情里边得到特别特别丰盈,特别特别美好的享受。

——这个是我给所有做艺术的人的建议,不管是小说或者是画什么的,千万不要想那些事,想出名或者挣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自由表达的可能性,你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有那种保持你自己的原始的创作激情。”

在徐星看来,觉得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是个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东西的人,我是基本不消费,就是抽点烟的人。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让我驰骋的自由度。我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我应该坚持下去的,是我很享受的,就是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徐星说。

“生活以好玩为主”

“冯唐的‘金线’,我理解就是其实他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比如一种线嘛,要有一个度,有一个限度,就对自己的一种掌控,对自己的一个控制。”

无论是私下的访谈还是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徐星的坦率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衣着朴素,坐姿随意,但那种凛凛的,不能被侵犯的东西,将他与周围的环境隔绝开。见到冯唐进门时,自然的招呼,又觉得他骨子里是个温柔的人。

“凭什么我不能做有钱人,有房子、有车。我确确实实很有种的说,我没拿这事当回事。”徐星说。“当时1985年这个小说发的时候的确是有冲动,说自己成为名人了,挺牛的,尤其是对我爹妈,变成铅字马上给爸妈看,说,你们看,我出名了,我牛了!

有过这么一段,但是很短。”很快他就感到一种厌倦。“第一,找我的人多。第二,我觉得这事挺没意思的。我到今天也觉得写作这个事对我来说,的确不意味着名,也不意味着利。经常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干嘛现在拍纪录片,你1985年就进入到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了,大学教材都得提了,你干嘛不利用这个当一个什么。

但是我说实话,从离开烤鸭店到今天没变过,30多年一直是这样,一直是社会闲散人员。”徐星说,自己的确没太当回事。“生活以好玩为主,不好玩就没意思了,生活质量很低。尽管你可能非常有钱,但是生活质量低,这一辈子很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