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什么时候去世的 吴天明曾怒斥“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 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新华网上海3月5日电(孙丽萍、黄璐)中国第四代著名导演、原西影厂厂长吴天明4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消息传来,电影界一片扼腕叹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吴天明是中国第五代导演背后的“伯乐”和“精神教父”,他的电影作品中洋溢着对土地、对民族的深情,他对电影有挚爱亦有良知。斯人虽逝,其情怀应被深深铭记。
于此同时,他对当下电影业一直保持强烈关注。就在今年一月,吴天明曾在某论坛直言不讳:“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第五代导演的“精神教父”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认为,吴天明是最早提携“第五代”导演的伯乐和导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可以算是‘第五代’的精神教父。”
人们至今对吴天明全力扶持第五代导演的“佳话”津津乐道。当年,干摄影出身的张艺谋何其有幸,被吴天明力排众议、慧眼识中,出演《老井》的男主角孙旺泉,并由此抱回了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奖杯。而当时在北影的陈凯歌,拍摄电影《黄土地》遭逢“绝境”,饿着肚子拄着拐杖去找素不相识的吴天明救援,吴天明极其豪爽地“备饭、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块钱给他们,又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一个多星期”。
正是在吴天明掌门的西影时代,第五代人才争奇斗艳、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西影相继出品《红高粱》《黑炮事件》《盗马贼》《棋王》等杰作,市场火爆,海外拿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
石川感叹,第五代导演初出茅庐之时,作品面临很大争议和质疑。吴天明不仅慧眼识人,更铁肩担责,保护这些年轻导演的创作激情,想方设法把他们推进国内市场,甚至把他们推向国际影展。最终,以陈凯歌《黄土地》获国际大奖为契机,第五代获得了社会舆论的肯定,“这足以让我们看到吴天明的眼光、魄力和勇气。如今,这样的伯乐情怀更何处寻觅?”
“他的电影曾是很重要的时代光源”
“我这一辈子只会拍电影。”吴天明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人生。
作为第五代“伯乐”,吴天明的人格令人高山仰止。而在电影路途上,他从演员转型导演,大器晚成,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吴天明祖籍山东,1939年出生在陕西三原,10岁起就非常喜欢文艺表演,1960年考入西影演员培训班,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导演了《生活的颤音》,开始其导演生涯。随后,他接连拍摄《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等代表作,蜚声国内外影坛。
吴天明的电影作品凝重、厚实,饱含对土地、对民族的深情。知名编剧史航认为,吴天明和谢晋一样,堪称国民导演,“他颗粒归仓地刻画了这个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尽可能诚实,绝对认真。虽然,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不太被眷顾,像个拧下来的灯泡,但他的电影曾是很重要的时代光源,谁都受益过。”
也许,对于吴天明来说,最大的痛苦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陷入个人电影创作的困境。石川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吴天明从美国回来后只拍了一部《变脸》,之后在中国电影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始终没有得到“重披战甲”的机会,深切感受到被边缘化的苦闷。
不过,即使在去世前,他仍一腔热血、兴致勃勃地计划着新的电影项目:《法门寺》《太极》……他仍在电话中与魏明伦探讨剧本,他不舍中断自己的电影航程。
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炮筒子”
2005年,吴天明出任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并挥毫留下“良知、理想”这四个大字。
理想和良知与现实的冲突,困扰着这位电影人。人们回忆,面对当下影视圈的种种乱象,吴天明颇为焦虑、颇感不满。
今年1月,吴天明在出席“剧本创作与时代精神”座谈会时,怒斥中国电影娱乐至死。“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现在有些电影人只顾挣钱,放弃社会责任,我们需要更深刻地挖掘民族精神。”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弟子友人,吴天明也毫不留情:“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近年来,吴天明经常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中国电影不能过于商业化”“演员片酬虚高会害死中国电影”“年轻导演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因而被业内人士视为一个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炮筒子”。
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在这位资深电影人充满忧虑的逆耳之言中,既有个人一腔抱负无法施展的失落感,更有中国电影的“良知和理想”,是当下中国电影所需要进补的“精神钙片”。
怀念吴天明,就不应忘怀这位电影“教父”留给中国电影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