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死了吗 余亮:从《人生》到《百鸟朝凤》 有人辜负了吴天明导演吗?

很久很久没花过五十元以上看电影,还要再加打车费。

《百鸟朝凤》

去影院之前有点犹豫,因为看见有人看完电影就写文章骂《美国队长》愚蠢,让我担心太装。如果真是网传的感慨传统文化失落的片子,那不是我的菜。

小放映厅,来的都像是文艺青年。看到开篇的镜头,还是放心了不少,每一个镜头都安宁,都有情,每一张脸都有戏,都有回忆。

但从影院出来,看见有观众流泪,我就比较冷淡。过了24小时才开始有些感念,总回忆电影刚开始的镜头——

少年和父亲在山路上,下方就是山水交接的八百里秦川。那种漫长山路我也走过,和父亲,在皖南。

少年的表情,父亲的神态,很像《我的父亲母亲》里那种细节写实。现在VR虚拟技术都讲沉浸式体验,可是这最原始的电影镜头,却能让人沉浸端详。

电影从头到尾都徐缓克制,人性都正常。在唢呐匠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我担心从白鹿原到宫斗剧都会有的勾心斗角戏会出现,可是无惊无险就过去了。爱情戏,性关系也都省了,一切都醇厚简洁。

什么是文化?

我有些觉得小说原作者在模拟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汪老的《受戒》、《大淖记事》,虚构了一个民风淡雅的世界,但绝无沈从文《边城》里那种碎碎心念。只是《百鸟朝凤》里的世界要面对现代化的冲击。

唢呐匠首先是个农民,那些地里干活的场景就是唢呐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其美学的基础。我知道我是听不懂唢呐的。在影片最后神曲《百鸟朝凤》终于奏起的时候,我竟然走神了。我不想装作有什么遗憾。就算人们感慨一番唢呐匠绝了,第二天还是要去为高考名额勉力争斗。别说唢呐,就是那份老实精神也不会学。

沈河西文章说的有意思,舆论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论被锁定在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冲突里,却忘了还有别的路线——这本可以是一部“大众电影”。叙事简明饱满,就像80年代的大众电影,可以让上年纪的人喜欢。我一开始所厌烦的,也正是那种自封的艺术(精神)对商业(感官)的斗争,看似矛头指向商业,也不过是商业社会的一部分,精神撒娇而已。

也许是制片人没了解吴天明的心思,也许是市场逼迫,片尾一长串感谢名单里,好多冠冕堂皇的文化贵族或者文化掮客。这电影也许最后就变成他们的一张文化名片了吧。但这个矛盾也许是吴天明自己留下的。

唢呐班子毕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压在各地文化局手上的非遗材料早已汗牛充栋,要不被神化,要不被抛弃。我们面对的只是标本。这个鲜活的唢呐文化则是吴天明通过电影转述的。所以不是唢呐班子,而是吴天明导演自己的理解和我们对电影的理解构成了当代文化现象。

真是大众电影?有一半是

我一度刻薄地想,原作者也许是一个模仿汪曾祺却不成功的老作者,直到全球化资本到处寻找异域风景的时代才被重新发现。然后发现我错了。这是位70后作家,小说是09年写的。

作者肖江虹小时候在贵州过了十几年吃不饱的苦日子。作者被文革后1980年代文学热影响,偏科,数理化很糟糕,最终走上文学路。我对作者及其作品不了解,所以不多妄言。文学批评家李云雷比较了解他,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他对肖江虹的访谈。

只是我看到作家有一句话:“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把礼仪看得很重要,如今物质丰盈了,廉耻却成了稀罕物”。这倒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当中反复出现的真诚却简单化的判断,就像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里感慨美好中世纪被资本主义毁灭的蒲鲁东。

回想一下,1980年代的小说会控诉文革压抑了美好的传统和人性,比如《芙蓉镇》之类。在《百鸟朝凤》里,历史变得更简单了——没有革命没有改造没有文革,自大清以来三百年的唢呐班传统如今遭到现代化的冲击。于是最美好的传统时光居然来自1980年代。这可能恰恰是当代文学史中“美好的1980年代”观念悄悄造成的影响。

蒲鲁东只能把中世纪的好与坏割裂开来看,希望保留好的去除坏的,还人类一个阳光中世纪,却没法处理运动着的矛盾,看不到旧世界的好与坏都会被毁灭,一起融入新世界的好与坏。也许《百鸟朝凤》导演无意识地承担了文化怀旧,也许制片方去诉诸文艺观众并没有错,文艺小资才能承担文化怀旧功能。但从赵树理的人民艺术时代一路走过来的老导演吴天明,其电影却天然具有大众电影的喜闻乐见形式。大众电影的通俗形式和隐藏其中的文化主义理念冲突,这才是其内在矛盾。

电影语言比小说处理的更通俗。原作当中还是有些现代派痕迹,一个70后不可能不受现代派影响。典型如这一段,唢呐班子面对城里来的现代乐队,主人公游天鸣进入了一种超现实的意识流状态: 

萝卜,萝卜,在莫言的意识流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里可以看到类似气质的桥段。人的感觉一瞬间变得十分敏锐,时间被放慢,细节纤毫毕现。但电影里就不这么处理了,游天鸣是被炮仗震聋了耳朵,叫醒他的不是小说中的蓝玉而是师傅。形式是通俗了,但师傅-英雄出现了,这是电影和小说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