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前妻 卜昌炯:于光远讳谈前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第二天,他的大女儿于小红、二女儿于小康一同拜祭了母亲孙历生的墓。

孙历生是于光远的前妻。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年后,在“组织”要求下,于光远与孙历生离婚。1968年7月12日,34岁的孙历生在经历残酷折磨后死亡。

于光远曾参与邓小平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工作,他一生中出版了近百本著作,但没有一本写到前妻。

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背叛”的故事。无从知道于光远生前的真实心境,但他的子女们讲述的故事并非如此。她们提供的关于于光远的材料意味复杂,其中既有面对政治和现实的考量,又有人性深处的隐忍挣扎。

于小红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她希望通过母亲的故事,唤醒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洒满阳光的小院

孙历生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北京市第三中学校长,后调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

北京女三中是孙历生一生中停留最久的一个地方,她的初中、高中都在这所学校度过,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初中部的政治教员。

她也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党员,14岁那年就被做地下工作的姐姐发展成为了地下党。也正是在这所学校,孙历生认识了于光远。1952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前往北京女三中宣传讲话时,“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于小红说。

于光远比孙历生大19岁,加上两人身份悬殊,他们的爱情最初受到了孙历生父母的强烈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结婚后,孙历生随于光远一起搬进了中南海。怀孕时,为了方便有人照顾,一家人又搬回到孙历生母亲家。

在于小红记忆里,小院不大,但是整洁舒适。热爱生活的姥姥姥爷还在院里摆了很多盆栽,有一棵丁香树,还有一棵石榴树。

于小红猜测石榴树是在她妈妈出生后不久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她说,妈妈在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曾嘱咐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为了照顾院子里的孩子,于小红的姥姥当时辞去了在外面的义务扫盲工作,专职在家照看她们。姥姥是整个小院的精神支柱,她把自己的善良和热忱也传递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于小红说:“现在报纸上说我爸爸捐了幼儿园,捐了这个那个,都是我妈妈那时候捐的,都是我妈妈的意思。”

百分之百是“政治原因”

1957年,孙历生响应“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说了几句上级领导的“坏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在12月被打为“右派分子”。

当时,于光远正在苏联访问,对妻子的遭遇一无所知。知道此事后,他很后悔同意妻子进党校。为此,于光远还曾写信申诉,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他自己都遇到了麻烦,被不断“补课”。

孙历生在劳教间隙,偶尔还能回一趟家,“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1958年春,孙历生再次怀孕。而于光远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组织压力:他被要求与妻子离婚,不许再见面。

于小红说,父亲刚开始时对此一直很抵触,因为不放心妻子,他曾骑着自行车到百里外的农场给孙历生送营养品,结果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之后,相关部门针对他开了多次组织生活会,告诉他“干部离婚则可挽救”。

孙历生和于光远的婚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终点,“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离婚时孙历生怀中的孩子于小蓓还没有出世,于小红和妹妹于小康判给了女方抚养。

于小红透露,父亲曾明确跟她表示:“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是政治原因。”

“重新复合是不可能的”

于小蓓出生时,因为营养不良,不足4斤。于光远前往医院看望孙历生时,在医院门口摔了一个跟斗。于小红说这一细节深深地刻在她的脑子里,“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

孙历生产后没有休养,重新返回农场开始了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于小红曾去过母亲所在的劳改农场一次。那是在孙历生捎话说想看看孩子的情况下,姥姥带她去的。为了这次见面,姥姥特意把她打扮得像一个乡下姑娘。

在于小红的印象里,劳改中的妈妈整年整年都没回过家,三妹小蓓出生之后,“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1960年,孙历生迎来了她人生的第二段婚姻。丈夫叫聂宝珣,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样是一名“右派”,两人在劳改中结识。很快,他们有了婚后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小同。

生下女儿小同后,孙历生因为患心包炎回到了北京女三中,但没有恢复教职。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她被学校安排在地下室里种蘑菇。正值3年饥荒,很多单位都在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

当时已上小学的于小红在放学后,有时会去帮妈妈植放菌种,“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1961年底,孙历生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安排在学校资料室工作。一直寄住在姥姥家的于小红三姐妹随着母亲的重获自由而与她有了越来越多的相见。

孙历生的新家离她母亲的住处不远,下班回家时正好经过小绒线胡同。于小红和妹妹小康常常在放学路上遇到她。

在孙历生再婚后的第三年,1962年秋天,于光远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对于父母的先后再婚,于小红表示理解。她告诉《博客天下》,在当时的情况下,“重新复合是不可能的”。

包子、房契与红卫兵

小绒线胡同的小院是孙历生父母家的私产。1966年夏,为迎接全国各地纷涌至北京的“串联”学生,热情的姥姥决定蒸一些菜肉包子给前来串联的学生吃。

没想到姥姥的好心却为她埋下了祸根。一些学生吃完饭后开始找碴,认定孙家是地主、资本家。他们在一番搜索后,找出了一张房契,说是“变天账”。接下来便是一场“武斗”。

“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9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10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于小红回忆。

一群人跑出去把孙历生也押了过来。于小康对此印象深刻,她说母亲一进来就跪到姥姥身边,主动向红卫兵“坦白罪行”,以换取他们轻一点儿下手。

“武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于小红眼睁睁地看着“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红卫兵走后,小院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屋里的家具被砸烂,房顶被拆穿,地上也被挖出三四尺深的大坑。这天晚上,13岁的于小红在姥姥的指挥下第一次独立为全家人做了一顿饭。

这是于小红记忆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姥姥此后卧床不起、姥爷被关牛棚、小姨父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母亲一次次被拉出来批斗。刚上初中的于小红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每天往返各地传递亲人的消息。

“文革”开始后,于光远处境同样艰难。中宣部被称为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大阎王和二阎王,于光远是阎王殿里的“大判官”。于小红回忆说:“父亲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一直在牛棚,不自由。”

孙历生之死

1968年,女三中革委会来人通知母亲孙历生的死讯时,于小红和于小康不在家,9岁的于小蓓一个人拿着小铲子在院子里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就已经知道妈妈没了。

于小红从母亲同事那里得知,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红卫兵还让她跪在地上批斗她。后来,孙历生回了一趟母亲家。跟着姥姥睡的小蓓听到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孙历生告诉母亲,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一个整她的人手里。

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被拉出去批斗。一次孙历生被放出来到母亲家拿换洗衣服时,于小红看到了她布满伤痕的身体,“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给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姥姥吩咐她给母亲洗衣服,可“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孙历生之死一直是一个谜。北京女三中革委会说她是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上吊”死的,但孙历生的亲属们并不认可她会自杀。

于光远曾告诉于小红,他在孙历生离世几个星期前,两人见过一次面,“爸爸担心‘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受到批斗”。但没想到会是诀别。

那一天,于光远买了几个包子,孙历生买了两个冰棍,两人在小胡同里转了半个多小时。于小红说,父亲是流着眼泪跟她讲这件事的。

一只蝴蝶,飞进墓碑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一次访问中,听北京女三中的一名学生讲到了孙历生其人其事。她向王友琴回忆说,孙历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也正是她告诉王友琴,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海云一角就是以孙历生为蓝本。

《蝴蝶》是1980年代“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海云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单纯热情的她爱上了比自己大13岁的共产党高干张思远,然后不顾家里人的激烈反对毅然嫁给了他。1957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之后和张思远离婚。张思远离婚后,很快再婚。1966年,海云在“文革”中自杀,张思远亦在残酷斗争中失势,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官复原位。

这段故事与于光远、孙历生的故事几乎一致。1969年,于光远被下放至宁夏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建立一个新机构——政治研究室,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于光远成为负责人之一。获得正式任命那天,他正好年满60岁。

孙历生的墓碑由红色花岗石做成,上面刻着一只蝴蝶。“之所以刻了一只蝴蝶是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别人陪伴她。继父为了小妹妹有人照顾,数年后也另娶了。”于小红说,“我们觉得蝴蝶的生命美丽而短暂,妈妈也正如此。”

这只蝴蝶曾短暂出现在于光远的生命里。但她对于光远内心世界的影响到底留存多久,已经无法知晓。

于小红说:“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他与孙历生离婚后出生的于小蓓)不能公开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