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弹幕 蒋方良娘家 蒋方良离世象征蒋家王朝落幕 死前只求与夫同葬
1936年,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外交史的学者蒋廷黻被派往苏联担任驻苏大使。赴苏就任前,宋美龄告诉他,“委员长”希望他能找到在苏联滞留长达十二年的蒋经国,并助其回国;此前蒋介石在召见他时也曾不止一次提到此事。
蒋廷黻为此曾专门会晤苏联外交部长史托尼可夫。1937年某夜,当蒋廷黻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客人来访,但这个客人在没见到蒋廷黻本人时,不愿透露姓名。这个客人就是蒋经国。由于曾在报上骂过蒋介石,蒋经国不敢确定父亲是否欢迎他回国。
蒋廷黻告诉他,“委员长”非常渴望他回国,但他必须与自己的政治信仰决裂,不再谈马列主义。蒋经国同意了,此举对蒋方良来说,则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政治信仰,同时还意味着她必须将置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1937年4月,蒋方良随丈夫来到中国,蒋纬国在香港迎接他们,当蒋方良的双脚踏上这个繁华的东方都市时,她几乎要产生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处于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所嫁入的蒋家又是号称“中国第一家庭”,声名显赫,关系复杂。蒋方良,这位坚强的俄罗斯女子,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尽快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蒋介石虽然“渴望”长子回国,可是当蒋经国真的携妻带子归来,他却因为蒋经国曾在报上骂过自己而显得恼怒。蒋经国回到国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却老是不见他,而是吩咐蒋经国夫妇,先到杭州拜会“母亲”宋美龄。在冯玉祥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觉得有了“面子”,这才放下姿态,在浙江奉化的溪口老家与阔别十二载的蒋经国以及蒋方良和爱伦相聚。
蒋介石原本就因为蒋经国在报上骂过他而心存疙瘩,当白皮肤蓝眼睛的芬娜站在面前时,一时间便很难接受这个俄罗斯媳妇。蒋介石厌恶芬娜的国籍和出身,更厌恶她对中国礼数的一窍不通。当蒋经国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时,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抱着爱伦在一边看着,直到丈夫喊她跪下,她才如梦初醒。
几日后,蒋介石带儿子和媳妇祭祖,当蒋氏父子跪在蒋母坟茔跟前时,芬娜依然是在一边站立着。蒋介石礼拜完毕,回头看见媳妇在他身后的石阶上直立着,终于恼怒地责骂了芬娜,芬娜吓得哭出声来。
不过蒋介石在还是在心里接纳了这个俄罗斯媳妇的,毕竟她出现在儿子窘迫的时候,并给予儿子许多温暖;而且她虽然是个俄国人,却具有中国妇女的温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芬娜和儿子已经有了可爱的孩子。蒋介石提出要芬娜入乡随俗,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并答应请老师教芬娜中文。
同时,蒋介石还为芬娜更名改姓:从蒋家之姓,名字则叫“方良”,即方正贤良之意。在蒋介石看来,芬娜应该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以传统妇女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蒋经国生身母亲的要求下,蒋方良穿着蒋介石下令缝制的中国传统婚服与蒋经国在溪口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这是她成为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开始。
蒋经国不喜欢女人干政,认为那样会削弱男人的权力,这有可能是蒋经国从宋美龄身上得来的认识。事实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蒋方良也难以让自己扮演宋美龄那样的角色。因此,从正式进入蒋家的那天起,蒋方良便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传统妇女产生了精神上的认同,在这种认同感的指引下,蒋方良努力以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来塑造自己在蒋家的形象。
没跟丈夫来中国以前,生活上虽然不奢华,却很自由;西伯利亚虽然寒冷,却是生身之地。而今,远离家乡,故国只能出现在梦境中,置身在一个关系复杂、礼数繁多的大家庭,必须做事谨慎,说话小心,蒋方良将过去深埋在心。昔日的芬娜留在了故国,今日的蒋方良生活在公婆和丈夫的身后,低调而富于忍耐精神。
刚到中国来,蒋方良不习惯吃中国菜,后来竟能做得一桌蒋介石老家的家乡菜,让蒋介石在讶异之后感到欣喜。蒋方良爱上了中国女人特有的穿着——旗袍,1941年夏天,蒋方良从赣南到重庆探望公婆,戴笠打听到她的爱好,特地请来裁缝给她做旗袍。
蒋方良还很快学会了说中国话,一口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说得甚至比丈夫还流利。到了重庆以后,蒋经国怕她在家寂寞,特地请名家教蒋方良书法和绘画,蒋方良研习颜真卿的拓片,几年下来练成一笔很纯熟的颜体字。
蒋方良在绘画方面,专攻山水鸟兽与花卉,有内行认为,她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虽比不上宋美龄,但也应在中上程度,以一个外国女人的身份,能有这种水平,确实难能可贵。这时的蒋方良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中国女人了,“方良”两字也是名实相符。蒋介石对这个俄罗斯媳妇,由厌恶到称赞,他在责骂蒋经国时曾说过,蒋经国在苏联呆了十二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俄罗斯媳妇。
1938年春天,蒋经国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赴江西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一年后,赴江西最边远的赣南,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独当一面,在赣南大显身手。蒋方良则在赣南办起了孤儿院,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这可能是蒋方良来到中国后、一直到她在台北逝世,漫长的人生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蒋方良终于发现丈夫身边有了“第三者”。
这是一个名叫章亚若的年轻女子。章亚若是南昌人,日本人占领南昌后,其父变卖家产,举家逃往赣州,在逃难时父亲走散,章亚若便和母亲来到赣州,生活艰难,后来她向蒋经国写了封求职信,进了专员公署做蒋经国的秘书。章亚若端庄清秀,聪颖大方,富于文才,深得蒋经国器重。
一段时间以后,赣南便开始流传起蒋经国的风流韵事了,这时蒋方良可能也隐隐感觉到了,只是她还不大相信,相反在章亚若到蒋经国的官邸做客时,她对章的印象还很不错。章亚若会唱京戏,而蒋方良对京戏也有兴趣,章亚若便时常出入蒋经国的官邸,教蒋方良唱京戏,同时得以与蒋经国接近。
蒋方良终于觉察到丈夫与章亚若的暧昧关系,这时她明确意识到了她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危机。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一下子凸现在她的面前,丈夫与章亚若的感情越来越深,她能把丈夫从情人的怀抱里拉过来吗?章亚若会取她而代之吗?蒋方良的心里有着深深的担忧,她回想起,刚来到中国时,她和丈夫先去拜会了宋美龄,接着在溪口又见到了蒋经国的生身母亲毛福梅,那时毛福梅已经被蒋介石冷落,取而代之的则是精干有为的宋美龄。
蒋方良从毛福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陷入了不安和恐慌之中。
虽然有着满腹的委屈,蒋方良却并没有大吵大闹,她在这个时候想到,不管怎样要珍惜与丈夫在患难中结下的情谊,要维护丈夫在赣南的威望和声名。她早已学会了克制和忍耐,而将委屈深埋心底。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从地方乡绅的来信中得知了儿子的风流韵事,颇为恼怒。儿子在赣南一边禁娼,一边却在私下里闹出绯闻,必将使声望招损,不能服众,也就难成大事。为儿子的前途计,他必须阻止儿子与章亚若继续往来。1941年夏,蒋方良受蒋经国委托,从赣南到重庆探望公婆。
几年不见,蒋方良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让蒋介石很感吃惊。这个俄罗斯媳妇穿着旗袍,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着宁波口音的中文。而当蒋介石和宋美龄问到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事情时,蒋方良却没说什么,更没有哭哭啼啼。她是把委屈都放在心里了,表面上却是很沉稳。蒋介石觉得这个媳妇,果然像东方女性一样“方正贤良”。
蒋介石责令蒋经国断绝与章亚若的关系,蒋经国答应了,暗地里却将章亚若送到桂林隐居。后来蒋经国在赣州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上说章亚若突然病亡。那时章亚若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蒋经国起名孝慈和孝严,章亚若死后,蒋经国吩咐孩子改随母姓,随章母生活,后来两个孩子也到了台湾。据说,章亚若之死乃是国民党特务所害。
章亚若从蒋方良与蒋经国之间消失后,蒋方良与蒋经国的感情渐渐恢复。不想到了台湾后,蒋方良又要面对“第三者”给她带来的危机;而她同样是将委屈深埋心底,这似乎已经成为她唯一的选择。
这次的“第三者”是个名叫顾正秋的梨园名伶。顾正秋原名丁兰葆,梅兰芳认为顾正秋的戏路与他相仿,便收顾正秋为徒,1944年在梅兰芳的宅邸行拜师礼。天生丽质的顾正秋来到台湾,非常走红。蒋经国见过顾正秋之后,很快便倾心于她。
一来二去,对顾正秋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蒋经国这时的权力和地位,跟他在赣南时不可同日而语,他认定顾正秋堪为知音,便努力要与顾正秋走在一起。他先是去做宋美龄的工作,遭到宋美龄的斥责;后又托陈诚到蒋介石跟前说项,仍未果。
在蒋介石心里,蒋方良是个贤淑温顺的好媳妇,因此,蒋介石又一次坚决阻止了儿子与顾正秋继续往来,他气愤地告诉蒋经国,如果蒋经国娶了顾正秋,他就不认这个儿子了。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蒋方良对这个感情危机依然心有余悸。
出生于俄罗斯的蒋方良,来到中国大陆后便只能将故国藏于心底;到台湾之后,她又必须离开生活了十来年的大陆——她的又一个故乡。在这个气候与她的出生地截然相反的宝岛上,她体验着世态的冷暖,在萧条和寂寞中平静地生活。
蒋方良拒绝称呼“蒋夫人”。有一次,蒋方良到妇联总会参观艺品展,第二天《中央日报》的报道称其为“蒋夫人”,蒋方良立即召来报社负责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要用这个称呼。在蒋方良看来,“蒋夫人”已经成为宋美龄的专门称谓,如果自己用这个称呼,就是对婆婆的不敬,这在中国传统的礼数中是不对的。
蒋方良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低调的态度来生活,即使丈夫做了总统,她也很少出头露面,蒋经国也不赞成她有过多的社会交往,因此她的生活范围非常窄小。
在民众眼里她带着一种神秘感,却少有社会地位。这么多年来,蒋方良已经学会了压抑自己的兴趣,学会了克制和忍耐。蒋方良到美国看望宋美龄时,宋美龄叹息说:“你为什么要束缚自己呢?”蒋方良回答说:“我已经习惯了。”
蒋方良晚年萧条,在1988年1月蒋经国辞世后,蒋方良连连失去三个儿子:丈夫辞世一年后长子蒋孝文病逝,此前蒋孝文曾长期处于病中;1991年7月,蒋孝武在台北荣总医院突然病逝;1996年12月,三子蒋孝勇在同一家医院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其苦其痛,让蒋方良几乎难以承受。
从与蒋经国相识的那一天,蒋方良的命运就与这位中国男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的一生随蒋经国而动荡,而曲折;她的形象随蒋经国而改变,而重塑。医护人员说,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蒋方良问医师:“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闻者无不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