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文学月探讨“如何翻译当代中国文学”
中国的翻译传统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信、达、雅，读者更看重译本对原著的忠实程度,而西方似乎并非如此。李明 摄资料图
李素翻译过张爱玲、苏童、刘震云、王小波、梁鸿等作家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和七部长篇小说，爱理翻译出版有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苏童的《罂粟之家》、李洱的《花腔》等长篇小说。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不仅是中国通，而且是中国文学通。
论坛一开始，两位就聊起了翻译中国文学过程中有趣的事情。李素谈到，在捷克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品是唐诗，但许多翻译成捷克语的唐诗实际上是由译者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塑造，以至于他们试图去找原文时，不知道这是从哪个语言翻译过来的，也不知道对应到中文是哪一首诗，因为中间进行了许多改动。
爱理则表示，他们作为翻译家，一般都是出于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作品进行翻译，但当译本放到捷克的市场上，他们确实无法预测这本书是否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文化交流最大的问题。
讲到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差异问题，梁鸿也分享了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他的《中国在梁庄》刚完成日文版的翻译，他与译者沟通中就发现，书中的人称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书中有“五奶奶”这样的称呼，译者表示日本的亲属关系并没有这个称谓，但梁鸿认为，人物关系是书里非常重要的内容，还必须得面对，如果在翻译中完全用名字来替代就变了味。
最后他们经过反复信件沟通，最终决定将书中的人物关系进行简单化处理，比如“五奶奶”就直接用“奶奶”替代。此外还有方言的问题，美国翻译曾经给梁鸿发来30多条校对意见，其中有一条提到“我非常稀罕你”这句中“稀罕”该怎么解释。“这个在中国话语里面是多个层面的，可以说爱情，可以说一般长辈对小辈的话语。但在英语里面他说很难对应一个既有亲情又有爱情的意思。对于我来说这个词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问题。”梁鸿说。
对于方言的翻译，李素表示，如果按照中文方言的原意去翻译，读者会觉得读不懂。她的经验是，遇到中文方言，就对应捷克文中比较口语化的表达，或者加一些比较有怪味的单词，让它看起来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中国的翻译传统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信、达、雅，而信是排在第一位的，读者更看重译本对原著的忠实程度。但在李素看来，达和雅可能会优先于信，译者对原文进行加工乃至删改都是必要的。
“翻译的越多，我越希望自由，而有些时候原文的确在约束我。比如这句话，作家要表达一个人去什么地方，但是没有说到底走到哪里，在汉语的逻辑里可能是不需要的，但是捷克语的逻辑如果这么写，就觉得怎么会走那么长时间，到底到了没有，会觉得很奇怪，捷克语的语言逻辑要求我必须得加进去。我可能希望和作家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作家觉得不要这么处理我就尊重他的意见，如果他给我这个自由，我就很希望有这种自由。”在她看来，汉语的一个特点是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语言，而西方的语言没有那么大的弹性，如果过于追求“信”，可能反而会让人产生阅读障碍，因此从西方的角度，往往是“先从雅开始，可以慢慢走到信，而不是从信开始慢慢走到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