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女儿刘潇潇 《中华文摘》文章:刘少奇小女儿深情忆双亲
刘潇潇乳名小小,1960年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幼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潇潇。刘少奇预料自己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决定把潇潇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她在群众中坚强地活下去。
在把潇潇托付给保姆时,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潇潇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在人民群众中茁壮成长。1979年以北京市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生物系,后赴德留学,1987年学成归国。
快乐童年:经常给父亲“捣乱”
提起“父亲”二字,我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高大模糊的身影,从我的窗前走过。那是父亲往返于饭厅和他的办公室,正好路过我和阿姨的房间。
“文革”前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和妈妈,老外婆和众多的哥哥姐姐。中南海里,就数我们一家吃饭时最热闹。由于孩子多,开饭时熙熙攘攘。每次开饭时,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从来不多说话。他一夹完,我们这些孩子们上来就抢,很热闹。杨尚昆杨爸爸经常背着手站在后面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抢饭吃。
我父亲那时的工资是四百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家里人口多,还是挺紧张的,吃饭都是些家常菜,到现在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还认为肉末炒粉丝是一道特别的美味。
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中南海的邻居们当中,像小平叔叔、杨尚昆杨爸爸,会时常带着孩子们野餐,我们家孩子也要跟爸爸一起去野餐,父亲则说不行,我没他们聪明,文件总看不完。小时候,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小的孩子负责隔一段时间就去给父亲“捣捣乱”,跟他玩一会儿、散散步,让他休息一下。我年龄最小,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既严格又宽松,学习不努力要管;道德品质不好要管;不礼貌要管。其它只要不要求原则问题,就尽量放手。比如父母从不要求我们得多高的分数,但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同时他们也会注意每个孩子的特点,并指出孩子们性格中的“短板”。
我姐姐刘亭小的时候特别好强,考试得99分就哭,父母就鼓励她去少年宫学打乒乓球、弹钢琴,别只盯着分数。二姐刘涛不是我母亲生的,我母亲会对她更照顾一些,她也习惯事事占先,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养成占小便宜的习惯,爱占小便宜的人会吃大亏。这在“文革”中被歪曲为“刘少奇鼓吹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有一位哥哥允若出生在上海,小时候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吃了很多苦,受过刺激。上世纪50年代,他到苏联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无线电仪表。因为和同学处不好关系,写信给父亲,要求留级转系。父亲就劝他: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亏。
至于转系的意见,父亲建议他:“不管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父亲还举例子说: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家或文学家,要他“安下心来,坚持学习”。
父亲一向认为,高干子弟更应当自律。
“文革”岁月:看遍万般丑恶,人间仍有大爱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6岁。不久,父母就在住所被隔离,哥哥姐姐们又离去,不准回家了。最后,我和保姆赵阿姨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因为我们是最后走的,住校的哥哥姐姐们天天去中南海门口,要求见小妹妹,却不知我早已不在那里了。一家人,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落,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我6岁离开中南海,保姆赵阿姨带着我住进了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靠每月25块钱生活费,相依为命。那里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对我很好。
上小学时,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骂我狗崽子,对我喊口号、扔石子。每天上下学的路上,宿舍院里的小朋友们就把我围在他们中间,不许外面的孩子欺负我。有一次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我喊口号,我感到困惑。这时旁边走过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大人,对我说:别难受,要记住,你的血统是高贵的。当时我听了并不理解,只感觉到那种被安慰的温暖。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设法保护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让人倍感真挚。因此,即使看遍了“文革”的百般丑恶,我仍然相信人间有自然直白的爱。
我们的幸与不幸,都来源于父亲
人都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阴暗邪恶的一面。“文革”就是带出了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百的一场运动。二姐刘涛刚考上清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江青亲自找刘涛谈话,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让她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亲。
涛涛按照江青的话做了,写了一张充满扭曲的大字报。这让涛涛痛苦了几十年,因为她再没能有机会跟父亲说对不起。2009年11月12日,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下着大雪,涛涛独自一人坐着火车,来到河南开封,在父亲离世的那个旧银行的金库,嚎啕痛哭……
“文革”的丑恶不堪回首,不论是受迫害的,还是“迫害”人的,都不愿再提起,但也抹不去。那场灾难的涉及面极广。仅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备案的人就多达百万,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其他的专案组,更多的则是根本没有备案的普通人。
我有一个同学,她的父亲当年就是北京高校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文革”武斗时期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冲进她家,砍死了她父亲,当时她母亲怀着孕,背着她鲜血淋漓的父亲往校医院跑,六岁的她,拉着妈妈的衣襟一起跑。这种经历刻骨铭心,而且不仅是她和她的家人,那几个砍人的人,现在也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当时的疯狂早已不在了,他们想起自己当年的作为就不痛苦吗?
按理说,我们一家和我的不幸,都来源于父亲。但我们家没有谁因受株连而怨恨他。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名在胜利到来之前倒下的烈士,就义成仁,凛然无憾,虽死犹荣。
在为父亲自豪的同时,也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使我不断思考:父亲无疑是一个好人,但他死得很惨,他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呢?一个人的成败靠什么衡量?金钱,地位,一时的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权重如山,都不成为最终的标准。最终,功过是非,要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
父母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们都有不错的家境,因为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后人,我们很为有这样的父母而自豪。想起他们,心中充满了爱。
